“有力辩护”：指定辩护质量标准的构建

——反思被高估的“有效辩护”理论

谢韵静

论文提要

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之际，起着关键作用的指定辩护制度，如何实现从“普及”到“优质”的突破，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以推进指定辩护制度的高品质发展为目标，在考察指定辩护效用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与国外“有效辩护”理论及现行委托辩护制度的比较，论证我国应建立“有力辩护”质量标准的结论，并对辩护不力的行为作出规制。

我国指定辩护在实践中处于“有限效用”的状态，即并未达到有效辩护的程度，却又在特点方面起着一定作用。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在发展路径上，我国既不宜过分强调“拿来主义”的思路引入国外的“有效辩护”标准，又不应直接适用与委托辩护相同的质量标准。

在正向构建方面，我国应确立“有力辩护”的质量标准。该标准主要用于评价指定辩护律师的工作能否给被告人以支持、力量和保护，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以帮助被告人顺利度过刑事诉讼。作为一种最低质量标准，“有力辩护”标准对辩护过程效用的强调与“有效辩护”标准对结果的侧重形成鲜明对比。在构成要素上，“有力辩护”标准包含“合法、有理、有据、准确、及时、有力”六项要素，与委托辩护的“依法、专业、精准、协同、高效、有效”相区别。

在负向否定方面，就如何规制指定辩护律师辩护不力的行为，本文对移植国外“无效辩护”制度的做法提出质疑。指出应根据律师辩护不力行为的类型及产生原因，运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给出解决的方案。

主要创新观点

一、通过对指定辩护过程效用、结果效用和诉讼主体评价的考察，指出我国指定辩护制度的三个主要特征：辩护意见最大化、量刑辩护为中心、形式作用成效高。明确我国指定辩护在诉讼过程中“有限效用”的定位，即既未达到有效辩护的标准，却又在特定方面实实在在起着一定作用。

二、通过比较中外指定辩护制度在诉讼结构、制度模式、监管体系、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差异，论证国外“有效辩护”标准的理论价值远大于实用价值，得出现阶段不宜直接引入“有效辩护”标准的结论。

三、基于现实中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在服务产品属性、市场竞争性、成本与收益上不容忽视的差别，证明建立“差别化”标准理念，区分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质量标准的积极意义。

四、在正向构建上，提出我国应建立“有力辩护”的质量标准。阐述“有力辩护”标准的特征，即是一种最低质量标准，侧重辩护的过程效用、合意性及诉讼主体主观感受，异于“有效辩护”标准对实效性和卓越性的强调。此外，阐明“有力辩护”标准的六项构成要素，包括“合法、有理、有据、准确、及时、有力”，与委托辩护的“依法、专业、精准、协同、高效、有效”相区分。

五、在负向否定上，对移植国外“无效辩护”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质疑。针对指定辩护律师辩护不力的行为，提出应根据行为的类型及产生原因，运用解释学方法，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予以规制。

六、就“有力辩护”标准在质量评估中的运用，以刑事指定辩护案件审判阶段为例，草拟了《刑事指定辩护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审判阶段）》；并就各项指标的设置作出说明，形成《关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审判阶段）评估指标设置的说明》（详见附件）。

（作者单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