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提出原则下人民法院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梁展欣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10-19  浏览次数:2797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特点。这在传统民事诉讼法上分有客观和主观两个向度。客观证明责任(objektive Beweislast)又称为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是指法律上在对裁判具有显著意义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non-liquet)时,决定由该方当事人承担证明不能(Beweislosigkeit),即其所主张法条不被适用(败诉)的后果,是狭义的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subjektive Beweislast)又称为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而向法院提出证据或者证明申请,从属于作为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基础的当事人提出原则。当事人作为民事诉讼主体,不仅应就自己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并予以证立,还应就对方提出的旨在反对其所主张的事实的证据予以反驳。这在诉讼中引起如下一些问题:人民法院在证据材料的形成方面居于何种地位;当事人陈述的性质是什么;人民法院能否询问当事人,乃至询问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和专家辅助人;等等。

  一、当事人提出证据与人民法院查证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提出证据向予重视。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第1款规定率先确立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但就该证明责任之所指,究为客观证明责任抑或主观证明责任,尚非明确。[①]唯同条第2款同时又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直接导致当事人的主张责任、证明责任与人民法院的查证职责的关系暧昧不明。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此予以调整,在重申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同时,放弃上述人民法院全面查证的规定,人民法院仅于具有特定事由时方可查证(第64条第1、2款),该规定延续至今。[②]2012年修正该法,补充规定当事人的提出证据义务(主观证明责任,第65条第1款[③]),如此将使上述关于当事人证明责任的规定(第64条第1款)转而直接指向客观证明责任,[④]从而共同支撑起证明责任制度的框架。当事人的证据提出义务包括如实义务、完整义务和陈述义务等内容,现行该法第64条第1款规定的“有责任”和第65条第1款规定的“应当及时”,均应作如是理解。当事人提出证据的具体内容,包括“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⑤]此本为当事人诉讼义务的核心内容,却在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中长期受到忽视,该法最终予以纳入,实属必然。

  《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是关于人民法院查证的规定。人民法院查证是作为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补充,系为当事人提出原则的例外,其适用事由包括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和“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对于前一事由,《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7条规定确立了依申请的原则,主要指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等情形。对于后一事由,《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5条规定系采取严格解释,仅指“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两种情形。

  笔者认为,如果对当事人提出证据和人民法院查证的各自地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质为当事人之证明责任与人民法院之事实查明责任之间的关系——不予厘清,容易造成当事人将其证据提出义务向人民法院推诿,致使作为居中裁判者的人民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上进退失据。人民法院查证原则上仅可以涉及当事人主张并提出一定证据予以证明的事实(初步证明),而不得以探知新的事实为目的。[⑥]值得注意的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关于人民法院查证的规定系为1991年该法所确立,后来数次修正该法均未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6条规定的人民法院查证须依申请的原则予以吸收,应系意指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采取其认为必要且适当的任何调查措施。[⑦]至于原来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两种情形,[⑧]尽管《民事审判方式规定》第3条第1款规定予以重申,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则未再规定。笔者认为,对于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的情形,系限于对专门性问题,当事人未申请鉴定而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的场合;[⑨]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情形,应径由对本项事实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后果(客观证明责任)。

  在传统民事诉讼法上,辩论主义的第一命题是当事人未提出之主要事实,法院不得以之为判决之基础;第三命题是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调查,其所可调查之证据,以当事人申请者为限。法院依职权介入,一般限于为补足法院专业知识不足时委托鉴定、依职权询问当事人、证人等场合,尽管法律上存在法院得依职权主动调查的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上法院却很少行使之。一方面,既然原则上由当事人“形成”案件事实,结合在民事诉讼证明度上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普遍高于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背景,应当认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的举证负担重于英美法系国家。简言之,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的原告天生就处于劣势。这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的角度来看,都是司法/正义之殇。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消极的)摸索证明之禁止,对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证据必须满足重要性(materiality)和具体性(substantiation)两大条件的要求。[⑩]

  二、比较法视野中的当事人陈述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制度,系以实行书证优先主义为其特色,故原则上不存在所谓当事人的陈述这一证据形式,法院依职权对当事人、证人进行询问系作为证据方法而被广泛使用。该法详细规定了法院的查证规则,将法院对当事人、证人的询问纳入到法院查证的项下。法院查证属于“审前预备措施”(第7编第2副编),后者是指为使案件适于法庭辩论而进行的审理程序,在范围上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审前程序和法庭调查程序。法院既可以亲自对案件相关事实进行审查(同副编第2章),还可以要求当事人亲自出庭(同副编第3章)。法院得于任何事由中要求当事人亲自出庭(第184条)。法院询问当事人,不是在法庭上进行,而是在法院的评议室进行(第188条);一般情况下,对方当事人亦须在场,双方当事人可以对质(第189条);当事人应亲自回答询问,不得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任何文件(第191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的声明,对一方当事人不回答或拒绝回答问题之事实,得作出法律上结论并且以书证之端绪对待之(第198条)。可见,法院询问当事人成为获得证据(书证)的途径之一。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编第1章第10节专门规定“讯问当事人”,系脱胎于旧法上的“誓证”,后仿奥地利民事诉讼法而成,其文义是指“通过讯问当事人的证据”,故为一种证据方法而非证据形式,[11]区别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作为证据形式之一的“当事人的陈述”。一方面,讯问当事人只是从属性(或补充性)——即穷尽其他证据方法后才使用——的证据方法,只有当某主张存在一定的“起始盖然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完全证明以及其他认知渠道不再能够使用时,才能讯问当事人(第445条第1款)。于此,当事人的地位与证人相当,但任何时候不得强制其陈述,也没有赋予其拒绝作证的权利。当事人拒绝接受讯问的,纳入法院自由评价的范畴(第446、453条、第454条第1款)。另一方面,讯问当事人区别于听取当事人意见,前者的目的是调查真相,可能通过宣誓后才能发生证明力(第452条);后者的目的是阐明案件事实、完善对本案诉讼资料的收集,而非让法院相信当事人主张的真实性。前者仅在例外情形中不经当事人申请(第448条),必须作成笔录;后者则须当事人亲自到场,但不必作成笔录。对于讯问当事人,学者主张,应当依武器平等(Waffengleichheit)原则的要求,实行对双方当事人的讯问。[12]

  依《日本民事诉讼法》,法院询问证人、当事人均系作为证据方法而非证据形式,此系依直接言词原则,证人、当事人原则上须向法院直接作出陈述,方可作为证据使用。该法又将法院询问证人、当事人(第2编第3章第2、3节)置于书证(同章第5节)之前。法院对证人和当事人本人进行询问,应尽可能在争点及证据整理终结后集中进行(第182条)。法院可依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本人,令其宣誓(第207条第1款)。法院询问当事人,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或宣誓后拒绝陈述时,法院可认定与询问事项相关的对方当事人的主张真实(即证明妨害;第208条)。在法庭上对当事人的询问,可以采取交叉询问的形式,审判长一般后于其他当事人进行询问,但审判长对此顺序可以依申请进行调整,当事人对调整有异议的应即行裁定,对该裁定不得即时抗告(第210、202条)。非经审判长准许,当事人不得以提供书面陈述的形式接受询问(第210、203条),但可以视频方式接受询问(第210、204条)。具有法定事由的,法院对当事人的询问可以由受命法院或者受托法官在法院外进行(第210、195条)。

  职权主义素有纠问式之另名,与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实行的对抗式恰成对照。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强调法院—法官角色的消极性和被动性,有“动口的法官不动脑”的法谚。这集中体现在证据调查方面,当事人在证据的提出以至案件事实的“形成”方面具有完全的主导权——这与其发达的律师制度相关联;法官既不能单独提出证据,也不能过分主动地询问证人和当事人。这可以从英国法官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勋爵的下列经典论述中得到反映:

 

在我们国家形成的审案制度中,是法官开庭听讯和裁定各方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代表整个社会进行调查或验证。……法官的事情就是听取证词。只有在需要澄清任何被忽略的或不清楚的问题时,在需要促使律师行为得体以符合法律规范时,在需要排除与案情无关的事情和制止重复时,在需要通过巧妙的插话以确保法官明白律师阐述的问题以便作出估价时,以及最后在需要断定真情所在时,法官才能亲自询问证人。假如他超越此限,就等于是自卸法官责任,改演律师角色。但是这种改变对法官并没有好处。大法官培根说得很对,他说:“耐性及慎重听讼是法官的基本功之一,而一名哓哓多言的法官则不是一件和谐的乐器。”[13]

 

  事实上,在目前两大法系融合的大背景下,表面看似隔越鸿沟的传统区别正在逐渐消退,法院—法官与当事人之间针对案件事实的“形成”的、新的平衡关系正在有序形成。对于案件事实的“形成”,法院—法官不可能完全消极而罔顾正义,当事人也不可能完全主动而任性妄为。

  三、当事人陈述与人民法院询问

  案件事实的“形成”,无论是采取法院依职权“查明”的做法,还是采取依当事人辩论“发现”的做法,均有待于诉讼程序之有效推进。于此间,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两种诉讼模式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区分:职权主义将发现真实的职责全部归诸法院,当事人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由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仅具有对当事人的、单向的拘束力;辩论主义将发现真实的职责原则上归诸当事人,法院认定事实尚须受当事人主张和陈述的拘束,由此而形成的事实具有双向的拘束力,即既拘束当事人,也拘束法院。包括社会主义法系在内的大陆法系各国民事诉讼法,皆在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寻求定位,以合理分配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对于发现真实的职责。如果将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比喻为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传统民事诉讼法系偏向于辩论主义的一端,但并未因此而完全否定职权主义,更未全盘收纳辩论主义,而一般是采取以辩论主义为基准的回调态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原系采取职权主义,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系居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法院享有广泛的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这种查明事实职责的单向性,致使旨在拘束当事人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无从建立,人民法院亦因未能实现对客观事实的“还原”而饱受所谓“错案”的诟病。后来学说上渐次引进传统民事诉讼法上的辩论主义,逐步强化当事人对发现真实的职责,进而确立起当事人提出原则和客观证明责任制度。[14]

  (一)我国法的发展脉络

  围绕“当事人的陈述”,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历经变迁。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开始,“当事人的陈述”已被作为证据形式之一而规定下来(第55条第1款第5项)。“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形式之一,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中得到延续(第63条第1款第5项)。2012年修正该法,在保留“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形式的同时,将之改列于诸种证据形式的首位(第63条第1款第1项)。立法部门的释义认为:“由于民事纠纷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所以,他们最了解争议的事实。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当事人的陈述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线索,应当给予重视。”[15]但是,该法的这一调整,并未反映到该条以下关于证据形式的具体规定的条文顺序调整上。关于证据形式的具体规定的条文顺序,仍然沿袭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所确定的顺序,将关于当事人的陈述的规定(第75条)置于关于书证、证人证言的规定(第69~74条)之后。[16]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此乃袭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2条规定。[17]

  尽管在学理上,一般将当事人的陈述分为书面陈述和口头陈述,但从《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当事人的陈述原则上应仅指当事人在法庭上向人民法院作出的、正式的口头陈述。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1项规定明确将“当事人陈述”列为法庭调查的首项内容,[18]此与作为证据形式的“当事人的陈述”是何关系,不无疑问。一般认为,前者是泛指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相关事实主张和理由以及证据的陈述;[19]后者则仅指当事人对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情况的陈述,该陈述应根据其本人对案件事实情况的感知和认识而作出,不包括其对案件事实的猜测、推断、评论甚至幻想等(意见证据)和来源不清的道听途说(传闻证据),当事人于此的性质属于广义上的证人。[20]笔者认为,依体系解释的方法,从该法第124条规定的其他四项内容均系关于证据提出的规定来看,该项“当事人陈述”应与同法第63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当事人的陈述”证据形式作同一理解,即当事人的陈述系作为一种证据形式,须在法庭调查时提出,此与民事诉讼上的直接言词原则若合符节。同时,该法以明认辩论原则为前提,于第124条规定中全面弱化人民法院在法庭调查中的询问职责,不仅删除了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07条第1项规定的人民法院“询问当事人”,还删除了同条第3项规定的“询问鉴定人”,将同条第2项规定的“询问证人”修改为“证人作证”。[21]

  唯就人民法院能否在法庭调查中询问当事人、证人、鉴定人乃至勘验人,1991年《民事诉讼法》未予明言。在司法解释上,已被废止的《民事诉讼法意见》亦未规定人民法院能否在法庭调查中询问当事人,但明确规定就“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第75条第1项)。《民事审判方式规定》第8条第8项第3段规定:“审判人员可以询问当事人。”但未提及人民法院能否询问证人、鉴定人乃至勘验人。第21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其主张不予支持。”即除自认以外,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这是针对前引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22]所作的解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未再提及人民法院询问当事人,但有多处提及当事人自认。[23]

  针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唐德华(1936~)同志指出:

 

这些改动,……(反映的——引者加)是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审判方式的改进。无庸讳言,原来询问这个,询问那个,多少反映了“纠问式”审判方式的一点痕迹。民事审判应当是采取当事人辩论的原则,法官在法庭上是组织指挥者,是公正裁判者,而不是“考官”。审判的方式不应当我问你答,审判人员询问,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回答。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也不应当只是回答审判人员的提问,处在一种被审问的地位。所以,这个修改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传统审判观念的转变,是审判方式的改进。……我们主张应当让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当事人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主要靠当事人自己举证,自己出示有关证据材料,这就应当改变一种传统的做法,即审判人员提问,当事人回答问题的“问答式”审判方式;当事人陈述事实,审判人员说理的“说教式”审判方式;当事人或他们的诉讼代理人与审判人员进行辩论的“争论式”审判方式。这些做法都应当改变。现在法条的规定,就是总结了这些方面的经验,体现了民事诉讼的特点。[24]

 

  (二)现行法的理性分析

  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变动来看,一方面,随着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的强化以及辩论原则的贯彻,当事人作为诉讼程序推进的主体,对案件事实的“形成”居于主动的地位。唯当事人的陈述,本质上并不是当事人承担主观证明责任的对象,而应作为当事人承担主张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的行为表现,即应作为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而非人民法院的证据审查对象来看待,其权利基础为公民诉讼基本权利项下的当事人陈述权。[25]亦正因此,现行该法的上述规定并未赋予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形式的一定证明力。另一方面,不宜一般性地将当事人的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盖因当事人的陈述在诉讼中性质各异,仅依其内容很难准确界定其性质和效力,倒不如干脆放弃将之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除非通过特定的程序得以定型化,从而避免当事人随意或者片面地作出陈述。上述德国民事诉讼法上的讯问当事人,即属于这样一种具有特定功能的程序。对于经过特定程序予以定型的当事人的陈述,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且不必强求其从属性(或补充性),而应统一纳入法院评价的证据范围。奥地利(1985年)、日本(1996年)修改民事诉讼法,均缓和这一补充性;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于第2编第1章第3节“证据”增订第5目之1“当事人讯问”,亦未将其限定为补充性证据形式。[26]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参照上述立法例上,增设“询问当事人”的专门证据程序,其第110条第1款前段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参与起草该司法解释的法官认为,当事人的陈述属于一种辅助性的证据形式,上述规定中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一般是指证据已经穷尽而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当然,在审判实践中是否询问、何时询问当事人,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出于审判便利的需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询问当事人本人的,也并不违反本解释的规定”。[27]笔者认为,询问当事人是人民法院履行诉讼领导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特定的询问程序将当事人的陈述定型化,能有效避免当事人随意或者片面地作出陈述。于此场合,不宜将当事人的陈述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证据形式,而应与其他证据形式一同纳入人民法院评价的证据范围。[28]

  对当事人接受询问的方式,《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0条第1款后段规定:“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第2款规定:“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这与证人作证的方式基本相同。上述司法解释第110条第2款前段规定的“处罚”,仅针对当事人作出虚假陈述的情形,解释上应可扩及于当事人在签署保证书后拒绝陈述的情形。该项“处罚”系针对证据妨害的行为,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1款第1项规定。[29]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可以书面形式接受询问,但仍须签署保证书,此亦与证人作证的方式相同。[30]人民法院询问当事人与证人作证有如下区别:一是如作出虚假陈述的,对当事人可以情有可原而网开一面,《民事诉讼法》第75条第1款规定原本就对当事人的陈述的证明力期待不高;对证人则应严予认定,《民事诉讼法》和《刑法》(2017年修正)上的伪证行为均系针对证人而言的。[31]故当事人与证人各自签署保证书的内容,似应有所区别。[32]二是如无正当理由不接受询问、不出庭的,对当事人可以视具体情况,由人民法院依自由心证确定其后果;[33]对证人则可以直接否认其证言的证明效力。[34]对当事人、证人拒绝签署保证书的后果,亦应作上述区别。[35]

  关于人民法院在法庭调查中询问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在司法解释上也并非一贯。《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了审判人员可以对证人、专家辅助人进行询问(第58条前段、第61条第2款),但没有相应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勘验人进行询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3条第1款规定了审判人员可以对专家辅助人进行询问。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法庭调查中询问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乃至专家辅助人,应作同一解释,即均应放置在人民法院诉讼领导职责的框架之下,以民事诉讼诚信原则为指导,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和遵守辩论原则的前提下,有效、合理、快速地推进审判活动。

(作者单位:省法院审管办)

责任编辑:孙欣

 



[①] 原来通说对此似系采取以主观证明责任为主,以客观证明责任为辅的观点,认为即使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充分,也不必然承担不利后果,审判人员对此应发挥积极性,全面、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224页。

[②]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③]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④] 参见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2条第2款,《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第2款。

[⑤] 参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1998〕14号;以下简称《民事审判方式规定》)第2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2条第1款,《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第1款。

[⑥] 参见[德]罗尔夫·施蒂尔纳:“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辩论主义与效率冲突中的诉讼指标与实质阐明”,周翠译,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

[⑦] 参见《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0条、第143条以下。在德国民事诉讼法上,对于书证,只有当事人引用时才能使用;只有一方当事人在书状中引用证人的,法院才能传唤他参加言词辩论或者准备陈述等;参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原书第16版)》上册,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

[⑧] 参见我国已被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经法释〔2008〕15号、法释〔2008〕18号修改;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75条第2、3项。

[⑨] 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6条第2款。

[⑩] 参见拙著:《民事诉讼法最新修正指要》,载拙编:《民事诉讼法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5页。

[11] 参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谢怀栻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注释1。

[12] 参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原书第16版)》下册,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926页以下。

[13] [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刘庸安、杨百揆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14] 参见拙著:《事实自认》,载拙著:《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16] 事实上,早在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就有法官明确提出:“把当事人陈述看作比其他任何证据更有力”的观点是错误的;见唐德华:《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17] 该二规定之间的个别字眼区别,系我国1991年制定《民事诉讼法》时所为。

[18] 该项规定对应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1项规定。

[19]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24页。该书循旧法观点,认为“审判人员宣布进入法庭调查阶段后,审判人员直接就有关问题询问当事人,并让当事人陈述。”见同前书,同页。似有不妥。

[20]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57条第2款规定:“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

[21] 该条规定对应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38条规定。

[22] 该条规定对应于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

[23] 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关于当事人自认的规定梳理,可参见拙著:“事实自认”,载拙著:《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页以下。

[24] 唐德华:《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页。

[25] 我国2012年修正《民事诉讼法》,于第159条中增设“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的规定。

[26] 有法官对此表示反对,盖因禁止当事人在本诉讼中作为证人(“于他人之诉讼”,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02条);如见姚瑞光:《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0页。我国有学者赞成将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补充性证据形式;见李浩:“当事人陈述:比较、借鉴与重构”,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

[27] 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页。

[28]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6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7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1项。

[29] 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9条。依该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虚伪陈述的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仅为罚款,当事人对该裁定可以提出即时抗告,并于其承认其陈述为虚伪时可予撤销。学者指出:“俄罗斯和我国(民事诉讼法——引者注)一般不会仅根据当事人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作出判决,因而即便当事人作虚假陈述,也不会对法院认定事实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既没有必要让当事人陈述前宣誓或具结,也无需用一定的方式制裁作出虚假陈述的当事人”;见李浩:“当事人陈述:比较、借鉴与重构”,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

[30] 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3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3、210条。

[31] 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1款第1项,《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80条第2款;《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中,并未将当事人列为行为主体,却存在“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表现(第306条第1款、第307条第2款)。

[32]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9条第2款规定:“证人签署保证书适用本解释关于当事人签署保证书的规定。”值得商榷。

[33] 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5条第2款;《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6、453条、第454条第1款。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0条第3款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34] 有法官认为,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将其拒绝接受询问的行为视为妨碍举证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处理;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65页。笔者认为,该观点似系采自《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的观点。该条规定对拒绝接受询问的一方当事人对相关案件事实是否负证明责任不作区分,而径使该方当事人承担证明妨害的后果,似与证明妨害的法理相违。证明妨害规则所面临的诉讼场景是证据偏在,其适用条件是造成对对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不能提出或者无法形成。参见拙著:“证明妨害的裁判理路”,载拙著:《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页以下。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如果不能认定因存在证据偏在而违反证据协力义务的,便不能简单地套用证明妨害规则。

[35] 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0条第3款、第120条;《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9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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