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热点案件“积极法民关系”缓和路径

作者:张鸣鸣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10-18  浏览次数:2515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以裁判文书实现“沟通理性”为落点

张鸣鸣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个体对抽象体系信任程度,易受到在该体系入口处经验的强烈影响1)。公众对抽象体系的信心,取决于其带来的印象。刑事热点案件便是处在法律系统与社会公众的交汇口。当下,不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案件借助新媒体得以迅速传播。媒体对案件缺乏规则限制的介入、群众对案件细节碎片式的了解、现代法制观念缺乏转而凸显朴素正义观,上述种种使个案司法处理置于尴尬地位,进而导致司法公信力失效。

  一、观察:热点案件中舆论、公众、司法情绪

  试图摸索热点案件司法公信力失效的脉络,必然要回到案件本身来考察。论文选取近十年来所发生的药家鑫案、雷洋案、山东“辱母”案、夏俊峰案、南京彭宇案、广州许霆案、惠州“许霆”案、广州“女白领”案1)八起社会热点案件进行样本研究,并将比例向2013年新媒体发展后倾斜。

  (一)司法表相

  上述案件的裁判文书并未脱离以下四种相对固定的说理风格。

  而在具体处理中,案件处理受舆论影响也各有差异:

  1.南京彭宇案:司法界关注落点在于如何从证据逻辑判定双方是否发生碰撞;该案一审判决彭宇承责,二审调解结案,处理结果顺从舆论。

  2.药家鑫案:司法界关注落点在于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是否成立自首自首是否可以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该案判决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处理结果顺从舆论。

  3.广州许霆案:司法界关注落点在于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抑或盗窃罪;是否含自首情节若为自首,是否可作为减轻处罚依据。该案一审判决无期徒刑,二审改判有期徒刑5年,处理结果顺从舆论改判。

  4.惠州“许霆”案:司法界关注落点在于罪与非罪,于德水的行为是否应当进入刑法规范的领域;此罪与彼罪,控辩双方诉争的焦点为于德水的行为是构成盗窃罪还是侵占罪;刑罚的衡量,是否做到罪刑相适应。一审判决于德水有期徒刑三年,处理结果未从舆论。

  5.雷洋案:司法界关注落点在于警察执法过程是否有不当之处,对涉案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6.山东辱母案:司法界关注落点在于是否成立正当防卫。一审判决于欢无期徒刑,构成故意伤害罪;二审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处理结果顺从舆论改判。

  7.夏俊峰案:司法界关注落点在于夏俊峰是否遭到执法人员殴打,其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夏俊峰是否具有杀人故意;夏俊峰是否具有自首等从轻情节。一审判决夏俊峰死刑,二审维持。处理结果未从舆论。

  8.广州“女白领”案:司法界关注落点在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间接故意。一审判处陈洁期有徒刑11个月;发还重审后判决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免予刑事处罚;二审作出无罪判决。判前未有明显舆论倾向。

(二)社会面表相

  八案中,单纯对司法机关不满的仅为一件。其余案件多夹杂对社会道德不满、对强势机构不满、对特殊阶级不满等社会问题(详见图1)。由此可见,热案诱因实为某种社会问题的暴露并触动公众神经。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这些诱因成为法官不得不考虑的案件因素。

图1:舆论情绪与公众情绪梳理图

  (三)问题所在

  1.案件热点多受社会问题触发。热案裁判的意义并不仅仅作为法院司法行为的展示,而更多地被赋予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期望。这些案件不一定存在法理疑难或争议,但由于社会关注的加持使其成为裁判上的难案。八个样本中有过半数顺从民意。就药家鑫案而言,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法官“可以”对自首的情节进行自由裁量。但出于谨慎,法院在开庭前向旁听公民征求量刑意见。

  2.裁判文书缺乏充分论证。上述文书多不作学理分析,说理模式较单一倾向于“情节—事实—处罚”2)。如药家鑫案的裁判并未对犯罪主体的主观恶性及法规范适用的裁量方面着墨。在选择适用不同处罚方式时,通常直接确定而一笔带过原因。如“……是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为何减轻而不从轻并没有说明。又如在适用缓刑时,如何为犯罪情节较轻,如何没有再犯罪危险,缓刑后如何对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基本没有说理分析或说明。缓刑不说理这个问题同样也存在于“惠州许霆案”的判决书中。

  3.传媒偏见制造民意分裂。研究热点案件传播特点,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对热案生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种作用必须在传统媒体的跟进中才能不断增强。传统媒体对审判中的热案预设角度,如南京彭宇案,《齐鲁晚报》以《法律不能逼人当“小人”》为题。自媒体因循传统媒体在其设题内衍生议论,如药家鑫案中,央视播出药家鑫专访后,各大论坛广泛转载《药家鑫诉说成长经历——“央视”你究竟想干嘛》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迅速聚拢形成“民意”。对热案新闻的撰写中,“视听冲击多于说理明辨,形象塑造多于严谨论证,情感宣泄多于理性分析”3)。这种表达方式是塑造民意的重要方法。只要顺从了民众根据常识和基本伦理观念所作出的判断,那便可以利用民众情感,最终把握民意走向。网络民意因此存在诸多不真实和不理性之处。由于传媒报道必然要表达自身观点,决定了它们很难做到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时段、发言空间和话语权。这种难以客观的观点通过网络突破时空限制,效果迅速增强,并最终使得民意分裂。

  二、实质:“积极法民关系”主体间碰撞

  法律职业与民众之间碰撞交织的状态,被称为“法民关系”4)。西方由传统自然法走向实证主义法律理性化过程给社会带来了福祉。也正是这种切身的福利体会,使得群众对法律解释权垄断的分配方式产生信任。在社会转型期,必然产生社会阶层分化、个人利益多元、道德观念多样。为了回应这种复杂转型,中国法律承担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功能。

    (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决定法民关系背景

  不同于欧美国家政治、法律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发展呈现“后发外生型”模式。这种模式下用当下通俗语言来表述,便是政治、法律、文化、生活现代化的“举国体制”。其具有明显的特征——“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5)。上述独特的现代化逻辑也影响到了的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国而言,法律除了设定行为预测、指引标准,对争议进行定纷止争之外还发挥了更大意义的社会毛细管作用。随着细致法律的制订,现代法制理念连带政治理念、文化理念等助推现代政府建设、民族认同塑造、社会机制重组。在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下,社会必然出现法律认同与本土化的悖论。如“礼法合一”的惯习要求司法顺应天理人情,“清官情结”的存在将法官置于道德高位,“司法道德”的期许要求法理型司法符合本土价值观,而我国存在的广大乡村地区又使得法律服务不能回避政治生态资源。

  (二)公众在热点案件中寻求司法参与度

  将这种未建立充分共识的法民关系投射在热点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案件参与主体范围影响着实践特点。当案件成为热点案件,诉讼关注主体将突破法官、律师、当事人的常规配置,扩展到一般公众。当然,一般公众的观点是否对案件产生实质影响取决于诉讼参与主体。尽管在法律职业已经建立专业优势与职业壁垒的西方国家,仍会出现“媒介审判”这种典型的外界观点影响法治确定性的现象。公众对现代法律理念未及消化接受,法民之间具有并未有充分共识的法治状态,这便是中国当下法民关系的形态背景。从积极争夺法律解释权角度来看,法律职业与民众积极向之间更像是“积极法民状态”,民众积极打破法律职业壁垒,输出观点。

  (三)“积极法民关系”使法官面临化解逆向选择的囚徒困境

  在积极的法民关系中,司法者往往无法只关注法律自身的视野与价值。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公众价值共识阙如,司法者在以固守法律原理的基础上,必须兼顾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甚至经济效果、文化效果等深层次问题,典型如彭宇案,我们至今都无法回避其带给我们生活、道德的深刻影响。而在实践中,当案件成为热点案件,其必然存在“高度伦理化的或政治化的事项”,对比职业壁垒后面的司法者,囿于法律的滞后性等天然弱势,其将面对积极法民关系中信息最不对称的状况。要化解这种囚徒困境下的逆向选择便必须对原本人际关系、社会主体权重、价值取向等进行探究并尽力达到配置最优。上述种种转化为法官话语,那便是“当事人思想工作能力”,“群众工作水平”。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有共同社会机理的,要尽力寻求足以转化并进而吸收上述问题的法律类型,这便是专家型法官必备的职业素养。

  热点案件最突出的效果便是使得司法公信力迅速降至临界,即使个案的司法裁判公正无误,也会由于大环境中的公信力缺失而无咎得过。既然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积极法民关系”将长期存在,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公众认可法律效果,进而培植现代司法观念呢?

  三、关键:认识热点案件中大众思维定势

  人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社会人的行为特点在于目的性和功利性,因此社会人的行为模式必然系根据一定目的、期望选择施行,并根据其行为结果与目的期望的契合度来调整。这种目的和期望,我们称之为心理预期。热点案件中,民众获得个案信息形成认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在认识层面上,信息获得明显不足;在价值论层面上,社会情绪宣泄过剩。

  (一)弱者同情思维使得司法机关天然弱势

  大众思维特别关注当事人的性别、阶层、亲属等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并对事件的发生归因于身份信息来寻找答案,且对司法判决赋予身份解释上的意义。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当事人若遇到不利判决,大众便理所当然认为其没能力走通关系;反之,若强势阶层遇到有利判决,则又归因于其强势身份主导了司法走向。因此,大众对许霆、雷洋、夏俊峰总是倾注同情。反观生活中的强势群体,如法院、公安、城管、银行、官二代、富二代,实质上是舆论中的弱群体。同情弱者、弱者恒弱的观点在药家鑫案中得以集中体现。药家鑫案紧接着杭州“70”码案、“我爸是李刚”案发生,后二者在社会上已经引起对军二代、富二代的强烈不满。当药家鑫称犯案是因“农村人难缠”,已然形成了社会阶层对立。导致其后被贴上“军二代”、“富二代”的标签,公众甚至没有甄别信息真伪便一边倒地谴责,连稍微理性的声音都要彻底打倒在地。被告人是否当真不学无术、为富不仁并不重要,案件不过为公众提供了宣泄阶层不平等的途径。

  (二)价值焦虑思维使得朴素正义观难转化

  大众思维是一种生活逻辑,其也遵从普遍的类推逻辑,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但不同于司法思维,大众思维的类推过程呈现出更多相异性的特点。首先,公众易受习惯及环境的无意识推动,被动或消极地接受给定思想。其次,公众碎片式的信息获得,使得他们的论证过程并不完整,多为对某些情节的直接情绪反应。没有确证的基础,公众的观点实际无法称之为论辩6)。我们可以看到热点案件中,公众观点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以及不确定性,并强调实质主义推论,而这种实质主义推论中多强调社会规则的道德方面含义,且“道德审判”大有代替“法律适用”的倾向。如彭宇案中彭宇“助人为乐,反被诬陷”,广州“女白领”案中“女白领”为维持公共交通秩序而入狱,于欢案中刺辱母者获刑,都是公众的道德价值中所不能接受的。

  (三)舌战优势思维使得舆论易被操盘

  舆论起端之初,公众内部会产生对事物看法的多种观点。此时,并未有一种意见或观点理所当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观点中,更具有舌战优势的观点最后往往会取得上风,引导公众观点的倾斜方向,并使持有少数派观点的公众在对自己观点不那么确信时毅然决然放弃原本的观点7)。在夏俊峰案中,这种舌战优势表现得尤为明显。身为小贩的夏俊峰接连重伤多名城管。这样恶劣的犯罪事实面前,公众关注点却完全在“官逼民反”,甚至夏俊峰之子接受公众捐款。热点案件所有的舌战优势,表面或者是舆论被操盘、公众选边站,但实际反映了隐含公众情绪的社会问题:夏俊峰案——司法不公;两地许霆案——对强势机构不满;南京彭宇案——社会道德滑坡……“公正的判决未必与公意一致”,法官面对的只有法律与证据,判决是适用法律的判决。与公意不一致的判决“并不是法官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议会的问题”。按照这种西式司法观点,法官是否就不去解决司法外的社会问题了呢?显然,中国的老百姓并不认同。但如何打破这种思维定势的困境,让司法显得更易接受呢?

  四、回应:“以沟通理性”寻找互译途径

  如上所述司法思维与大众思维存在较大差异。但实际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二者思维的共同基石。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使大众思维取向伦理化和人情化,而针对受众媒体传播方式又必须故事化、世俗化。这种人情交往和情绪互动的方式一定程度消解了司法思维中的理性化、契约化、平等化的要求。大众思维与媒体传播存在一定的盲动力量,但在共同公平正义的追求下,仍可保持张力、尊重差异。囿于篇幅,本文仅从文书撰写角度试图搭建大众思维参与法律活动的通道,通过提升“沟通理性”来实现良性互动。

  (一)处理适用沟通理性的法学方法论

  比利时法哲学家马克▪范▪胡克提出“沟通合法化”模型:

  “循环的”+“论证”+“确信”→“具体正义”

  “循环的”是指裁判应该在关涉主体之间循环往复沟通以实现正当性,是司法裁判与社会问题的对话。“论证”,即进行“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对话”以及“规则之间的对话”来决定规则的具体内容和范围。“确信”。从败诉方角度看待案件,尽量使之获得对判决的信任,实质性地体察“公民基于一个外行人的法律知识、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以及理性和常识期望法律是怎样的(及应当怎样解释)”。沟通的规模是司法案件涉及公共空间的程度。热点案件涉及公共话题深入,则司法向公众开放论证是更应被鼓励的。

  (二)增强文书中法官审判思维的展示

  “即使法律问题很难理解,也应当以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将那些对判决很重要的基本内容向当事人解释清楚,让门外汉能够认识并自己想象价值评价的模式”8)。法官审判思维展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可执行性,因此在撰写裁判文书的过程中,逻辑、说理、演绎依然是重头戏。此外,及时固定诉讼请求和被告答辩主张,归纳争议焦点,要对当事人的诉求、理由主张以及个中的法律关系了如指掌,且不能出现遗漏。必要时,裁判文书须展示裁判结果与社会情理的契合度。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应符合公序良俗和社会大众一般性思维,在法律原则和社会认知之间寻找平衡。

  1.明确说理繁简分流依据及标准。

  《四五改革纲要》确定了裁判文书说理的繁简分流:一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大小。当自由裁量权宽泛时,文书说理应尽可能充分;反之,以三段论论证裁量原理即可。在犯一罪的情况下,当单一的量刑情节作为小前提,而选言命题的量刑规范作为大前提时,裁判文书对处罚的选择与作出必须分析及说理。当犯罪情节中包含若存在数个后件包含选言命题的量刑情节,法官不但要对后件中的选择作出分析说明,还要分析综合得出最后量刑决定的理由。当一人犯数罪且各罪存在不同的量刑情节,需就终局性量刑作分析说明。同时,若控辩双方存在争议,还需对争议要点和分歧说理9)。二是根据社会关注度审级高低确定说理繁简。以量刑事实与规范对量刑结论的支持程度为标准。对于复杂疑难案件,需要较为充实的法理分析,量刑说理应当“繁”。但对于具有通识性的部分可以简化,如绑架杀人案判处死刑的说理。

  2.增强文书中对热点疑问的回应。

  一是裁判文书应回应当事人对证据认定疑惑。对证据如何采信须作出解释,着重明确依法查明的事实,阐述认定事实的理由。二是裁判文书应回应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疑惑,可以依循是什么(法律规范)、为什么(适用)、如何用(适用)。实际上,我们经常遇到法律适用不明的情况10):1.要通过目的解释或体系解释才能适用法律时,属于规范不清晰必须加以解释。2.存在不同的可适用规范并指向不同裁判结果时,要阐述适用何规范理由及不适用何规范的理由。3.须适用法律原则或采用“类案处理”方法裁判时,需增加说理分量。三是回应当事人对自由裁量部分的疑惑。通过对法律适用和法官心证的阐释,展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理由,突出例子如惠州“许霆案”判决书。

  3.增强文书中的裁判说理。

  (1)借助指导性案例普及。目前,我们的司法系统正构建类型化思维模式的指导性案例。对类案进行比较,系建立在横向比较案件“事实本质”基础上,综合个案的“法律构成要件”的纵向比较,继而不离开法律规制目的进行类推,最终获得一般性规则。我们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同案同判”,也不存在本质上的“同案不同判”。不同个案的事实细节必然是无可完全复制的。我们对个案作出相似性判断,但最终的裁判会因裁判者司法经验、自身素质、个案情景等呈现不确定性。借助指导性案例来帮助公众与媒体理解案件,对案件事实与设证后所得的法律规范中的一般性规则相比较。同时,辅以对不同个案发生之时各种法律价值、当事双方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后国等实质性因素作为确定相似点的依据来分析个案,以期使艰涩的法律文字易于理解。

  (2)完善三段论的逻辑说理。如前文所述,热点案件的刑事裁判文书基本采用“情节—事实—处罚”这种典型的三段论说理模式。运用三段论必须注意三点:一是正确适用量刑的大前提。该大前提便是适用何种处罚规范,包括事实条件和法律后果。对于缺乏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定,我们一般不作为大前提及说理依据。二是必须找到对应的大小前提,否则结论不为真。三是三段论并非量刑说理的全部。若只把三段论作为量刑说理的内容,则必然导致缺乏具体分析与说明。“现在不少判决对事实的说理虽然比较透彻,但在引用法律时,往往不再说理,而干脆直接援引法律规定得出具体判决,使当事人看完判决后一头雾水”11)。法律与道德伦理紧密相连,因而法律评价离不开价值判断。在三段论的框架下,法官尽可以以形而上的方式结案,但缺乏价值判断的接入则使三段论的接受程度明显受限。

  (3)阐述量刑的逻辑程序。以“推理”的逻辑程序将裁判理由辅以合理性,达到增强量刑说理的准确性与科学性目的。现以p表示量刑规范命题中的前件,其支命题则为p1,p2,p3…;以q表示后件,则支命题为q1,q2,q3…,V代表“或”,^代表“并”,→代表“如果……那么”。上述符号用以转换我国刑法规定中的量刑规范命题,可得出如下模态命题结构:

  如果p,则处以q;语言逻辑形式为p→q。

  量刑说理的难点,在于法官面对的经常是p→q1Vq2,p→q1^q2的结构,而p中又有p1,p2等联言或选言命题,甚至二者相互交错成多重符合规范命题,那么应该如何对后件的处罚进行选择与论断。我们刑法分则中对于行为人的量刑规范命题,基本都可以用下列语言逻辑形式表示:

  p1^…^pn→[(q11Vq12)^…^(qn1Vqn2)]

  这种复杂的结构模式决定了说理具有严格的层级型和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在一罪中,要分析说清楚后件并合的理由并确定最终结果;当犯异种数罪时,分析数罪并罚的缘由其复杂程度也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我们从逻辑命题倒推却不难发现,符合命题的逻辑规律也适用于各肢命题,唯一容易产生混乱的是各逻辑关系的先后如何厘清。各种犯罪情节系归类于哪个大前提存在的小前提,大前提之间应是怎样的逻辑顺序?厘清逻辑关系便能尽量回避刑法含混的情况12)。

  (4)植入语言情景感及对话式修辞。对公众而言,晦涩的法律论证并不动人,公众自我存在心中的朴素正义是其对犯罪与刑法之间内在联系的认知。这些朴素正义来源于历史文化、道德伦理等能够为法律论证与推理。受防御原则、息诉目的和沟通前提等普遍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裁判文书一直呈现“简约化”、“个案化”、“程式化”的说理风格。我们在“惠州许霆”案的判决书中,可以清晰看出法官的思考过程、案件适用某规定的原因、如何回应公众质疑,如何将大众的思维定势转换成法律问题,最终获得大众实质性推理回归法律思维的良好效果。“制造语言的情景感及使用对话式修辞,对量刑说理从历史文化、伦理道德、人文传统等角度加以分析说明,赢得公众对量刑结论的认同感”13)。

  (三)嗣后的媒体力量对判决释法补充

  “信息预期说是旨在储藏,不如说旨在流通。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信息和科学的状况是英语国家的种种需要,则它就会得到最大的安全”。美国鼓励新闻单位与法庭签署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媒体在开庭审理之前,对案件本身方面,应尽量不发表偏见性报道,及评论犯罪构成或罪与非罪;对诉讼参与人方面,不能发表涉及被告名誉、证人证言等内容。既使得媒体报道在司法程序允许范围内,有效对司法事实监督功能,实现传播最大化。如前所述,司法、媒体、公众根本不存在根本上的利益冲突。三者都有共同对社会公平正义追求的基础。在发布说理性强的裁判文书的基础上,沟通媒体进行专家点评和说理,能有效补充案件社会效果。

 

结语

  司法活动所存在的空间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封闭空间,而更多的是社会意义上的司法空间投射。法律思维与社会思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同构性根基,但却也存在专业性的分野。在社会关注度高的外衣下,热点案件存在的法律思维与社会思维冲突是实际触发“热案难办”的诱因。重视司法在热案中“公共领域”特性,以热案培育司法的公共理性,是我们遭遇热案之时应确立的信念。

(作者单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孙欣



1) 王明亮:《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 对该八起案件的样本研究,案件舆论材料搜集于个案发生至结束的媒体热点文章,判决书材料搜集于裁判文书网及网络资料。

2) 彭文华:《量刑说理:现实问题、逻辑进路与技术规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

3) 陈柏峰:《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以药家鑫案为例》,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2期。

4) 凌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凌斌教授认为,“司法公信力不足”乃至“法律信仰危机”的背后正是法民关系的相对紧张。法民关系的实践制约,是影响中国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层问题。

5) 丁轶:《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转型法理学”——基于转型中国二元合法性间张力的考察 》,载《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6) 柳一舟:《司法公信力提升路径分析——由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的关系切入》,载《法治社会》2016年第2期。

7) 程岩:《群体极化、二阶多样性与制度安排——读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4期。

8) 吕晓彤:《判决书中的道德话语研究》,载《法律方法》2013年第2期。

9) 彭文华:《量刑说理:现实问题、逻辑进路与技术规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

10) 邱新华、张玉良:《展示与回应: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模式重塑——兼谈说理指数评估机制》,载《山东审判》2014年第1期。

11) 邵海林:《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载2015年3月18日《人民法院报》。

12) 彭文华:《量刑说理:现实问题、逻辑进路与技术规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

13) 韩放:《“媒体审判”的原因及预防》,载《记者摇篮》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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