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决议行为对土地流转合同效力影响及救济途径构想

作者:龙劲鸿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8-10  浏览次数:1477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以“枫桥经验”内涵审视村民民主自治

 

龙劲鸿

  土地是人民繁衍生息最重要的资本,中国历朝历代的问题均是由土地问题衍生而来。农村土地流转结构,主导着农村财富的分配,也左右着农村社会关系,“枫桥经验”正是由此应运而生。凭着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基层力量、创新矛盾解决途径的精神内涵,“枫桥经验”在历史不同阶段历久弥新,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由其内涵衍生的村民民主自治理念,更成为当前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2010年10月28日颁布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以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首次在成文法上认可村民集体决议。

  然而,当前我国对决议行为的立法状况和司法实务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发展的需要,直至去年10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公布才正式确认决议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但是,无论是《民法总则》的规定还是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对决议行为的法律性质探究仍然十分粗疏,特别是在审判实务中,对村民决议如何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效力的问题缺乏统一指引性规范,造成各地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尺度不一,严重影响司法权威。本文通过对司法案件进行分析,审视司法实务中村民决议如何影响土地流转,并根据“枫桥经验”的内涵提出重构影响力体系及完善配套设施。

  一、决议行为的法律性质

  《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这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这首次明确决议行为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然而,对于决议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争议。

  (一)非民事法律行为说

  部分专家认为决议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主要理由如下:一是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意欲设立、变更或解除民事法律关系,通过意思表示而产生相应的民事法律权利义务的行为。然而,通过决议行为,成员并没有对外意思表示,决议内容也并不调整参与决议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即使有约束力,也只是对内部成员产生效力,决议行为仅为形成团体意思而已;二是在决议中只有表决方产生意思表示,对于未参与表决方,他们并没有意思表示,然而决议行为仍对他们产生法律效力,这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先产生意思表示,后发生权利义务的模式不吻合;三是民事法律行为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如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只有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共识,才能成立民事法律行为。然而决议行为遵循意思冲突原则,即在意思冲突时按照多数决原则,少数人的意思表示在决议中需要被忽略;四是倘若决议行为是多数人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在诉讼法上公司成员应当以其他成员作为被告提起共同诉讼,然而当前我国立法设置上却是以集体组织为被告提起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

  (二)民事法律行为说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决议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决议行为实质并不要求全部表意成员意见一致,只是通过尊重程序的方式让表决结果对所有成员具有拘束力;二是决议调整的是行为人共同法律事务领域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行为人个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并没有脱离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应当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三是决议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均是通过意思表示最终形成一致的行为,没有必要因程序上的设置而造成合意程度上的不同而将决议行为独立出民事法律行为之外

1、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2、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3、 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的独立性初探》,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

4、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旺晓晔、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页。

6、许中缘:《论意思表示瑕疵的共同法律行为——以社团决议撤销为研究视角》,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

  (三)《民法总则》框架下的民事法律行为分类

  对比上述两种学说后,本文认为,在以民事法律行为为核心的民商法理论体系下,把决议行为独立出民事法律行为外确实没有必要:一是决议行为本是一种拟制意思表示一致的程序行为,其追求的是最大共同意思表示,注重的是对集体决定的大方向一致性。既然是法律拟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就不必要求决议行为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所有特点都严格一一对应;二是决议行为中的个体表意行为,其实是个体向集体的意思表示。对于没有参与表决的个体,若是因为程序瑕疵而没有作出意思表示,决议的效力亦可放到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体系中解决。若是因自身弃权没有表意,因决议行为均是以对赞成投票计算而通过,其弃权行为等于作出反对的意思表示。决议行为作出的结果,虽然不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但在所有成员之间仍然是有约束力的;三是倘若把决议行为独立出民事法律行为外,那么势必要对决议行为在学术上进行一番创设,重新论证,然后再重新归纳到民法体系中去。这无疑让当前我国民事审判实务当中对决议行为效力形态的界定缺乏体系性指引而对法律无所适从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

  《民法总则》将决议行为的规定放到民事法律行为一节,无疑是对决议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说法作背书。故此,《民法总则》框架下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包括: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共同行为和决议行为。其中决议行为应当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

  二、《民法总则》下村民决议对合同效力影响及司法困境

  (一)村民决议行为的效力形态

  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具备完整的四种效力形态,譬如合同分为有效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无效合同;而另一些民事法律行为却不具备完整的效力形态,譬如婚姻只有有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无效婚姻之分。作为村民决议,究竟有多少种效力形态,学术以及实务界均缺乏论述。

  然而,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的案例查找发现,村民决议行为的效力问题,更多是与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产生千丝万缕关系,而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因涉及第三方的巨大利益,往往也十分难以处理,同时也是引起村民集体信访最为常见的问题。因此,下文讨论的,并不是决议本身的效力问题,而是决议对其村集体与他方的土地流转合同效力的影响程度。

  (二)现时判断合同效力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通过对裁判案例的分析发现,上述的规定仍然是法官对合同效力判定的金科玉律。

  然而,随着《民法总则》的实施,其对合同效力的判定将产生一定影响。《民法总则》在其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效力里面详细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各种效力形态,今后将成为判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准则。具体规定如下: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总括来说,《民法总则》框架下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种类如下图表1所示:

图表1:《民法总则》框架下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种类

序号

效力形态

行为种类

1

有效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强制性规定

限制行为能力人从事纯获利或相适应民事法律行为

2

可变更、可撤销

一方欺诈

第三方欺诈

一方或第三方胁迫

重大误解

因危困状态或缺乏判定力导致显失公平

3

效力待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4

无效

虚假意思表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违背公序良俗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总则》对旧有《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作有如下两处变更:一个是一方因欺诈、胁迫导致意思表示瑕疵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旧有民事法律体系中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而在《民法总则》框架下则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然而,这并不是值得讨论的变化,因无论在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务界均一直认为欺诈、胁迫导致意思表示瑕疵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的变更实质仅将该信条法典化而已。

  而另一个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变化,却是对无权处分行为的定性。无权处分行为人处分无权物,在过去会被定性为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在《民法总则》框架下则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这当中的区别在于,无论是可变更可撤销抑或是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均处于不稳定状态,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因行驶撤销权而最终无效,效力待定行为因得到追认而最终有效。将无权处分人处分无权物行为定性为效力待定,也就是在未得到追认之前为无效行为。相比之下,将此类行为定性为有效行为更尊重契约自由原则,更能保护和促进交易。这是因为,与其用无效行为的规定来制约无权处分人,以违约来制约无权处分人无疑更能节省交易成本,更能促进双方守约,亦更符合日益变化的现代社会。然而,通过对司法判例的分析,这一变化亦让一些司法实务中的认定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在下文将有论述。

  (三)“枫桥经验”与村民决议制度之司法实践背离

  本文通过对司法判决的归纳总结,收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年4月1日前所有涉及村民决议对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效力影响的案件共60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发现其中裁判标准并没有统一。通过进一步归纳,60份裁判文书具体判定标准分布如图表2所示:

  图表2:村民决议对土地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影响案例分布情况

类型

村民决议表决状态

合同效力状态

数量

A

经过村民决议程序并履行并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有效

2

B

未经村民决议程序但实际履行

有效

12

C

经过村民决议程序但对外未追认

无效

4

D

经过村民决议程序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无效

5

E

未经过村民决议程序即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无效

6

F

未经过村民决议程序而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无效

1

G

非经村民决议程序不能起诉或行政确权或非村民民主自治范围行为

——

30

7、检索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日期为2018年4月1日前,检索限制条件为“村民决议”且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进行全文精确搜索,符合条件共有60起案例,其中16起被判决无效的案件,14起被判决有效的案件,以及30起被判决为民主决议与所诉内容无关的案件,均作为分析样本。

  从本文采集的案例样本来看,法官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村民民主决议程序之于土地流转合同效力的影响,并没有形成统一判案标准,在适用法律时尺度不一,严重影响司法结果的预期性。譬如,同样经过村民决议程序,被确认有效的合同共有2件,而多达9件案件中的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又如,同样是未经村民决议程序的合同,有12个被判定为有效而另外7个却被认定为无效。不一致的标准更加加剧广大农村村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不理解,于是村民寻求向上级法院上诉,甚至向上一级部门信访、申诉解决问题的意愿更加强烈。由此,旨在通过村民自治制度交由村民自身化解纠纷的村民决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却背离“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于基层之要旨,恐怕是每一位司法工作者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种背离在60个案件的一审服判息诉率只有51.67%得到直观的体现。

  图表3:抽取案例终审情况

 

  (四) 背离原因

  然而,笔者通过对上述60个案件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各案的裁判结果仍然呈现一定规律性,具体规律已在上述图表2中“类型”细分。排除G类判决的30个无关项案件后,剩下的30个案件当中按照裁判文书的行文逻辑可以分为四类:

  1.A类判决:经过村民决议程序并履行并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此类判决可以归结为有效合同判定。

  2.B类判决:未经村民决议程序但实际履行,合同有效。从行文逻辑上说,此类判决实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判定。

  3.C类判决:经过村民决议程序但对外未追认,合同无效。此类判决逻辑上即为效力待定合同判定。

  4.D、E、F类判决:未经村民决议程序或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是两者皆是,合同无效。此类判决为无效合同认定。

  由此可见,尽管村民自治制度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诞生已久,法官们还是能够清晰看到村民决议行为与村集体对外合同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在裁判中仍然是严格按照判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的金科玉律对农村土地流转合同进行效力判定,这说明司法裁判者对法条的理解并没有流于表面,更多是对法条背后之法理深刻挖掘,这本是法官们普遍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表现。然而这也引出第一个村民决议背离“枫桥经验”内涵的原因——村民决议行为与传统民事法律体系尚未得到兼容。

  再者,法官们对经过村民决议程序通过是否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最终判决结果的差异。(2017)湘01民初330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经过村民决议通过“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判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畴”,并且合同相对方“在缔约过程中已尽到了充分注意义务,系善意守约方,其与原告欧家湾组订立的《红星村欧家湾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已盖章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完毕”。这得到(2015)耀民初字第00302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租赁合同无效,且村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仅涉及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该条规定是为了对村委会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村委会与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行为并不为法律禁止,故该条规定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2015)云中民二终字第368号民事判决书却持不同观点:“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土地的经营管理,民主议定程序是不可逾越的前置程序,故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将集体土地发包给梁国健,违反相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同样在(2015)杭淳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书中亦有论述:“原告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将上述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用途由公益设施用地变更为宅基地,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公共利益,当属无效。”

  再次,如前论述,《民法总则》将原来被定性为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重新定性为有效行为,这造成判案标准一定程序的混乱。倘若将未经村民民主程序的合同视为无权处分签订的合同,那么在旧有法律体系将被认定为效力待定,而在《民法总则》框架下将会被认定为有效。这进一步加剧判案标准的变更。甚至乎,(2017)云08民终11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即使经过村民决议程序通过,但缺乏集体组织在及后的《反担保协议》上盖章并办理权证登记,即视为未被追认,该反担保合同无效。而这种混乱在具体的案件中可以直观的理解为,对于存在合同事项未经村民决议这一瑕疵状况,法官们将合同归为效力待定而最终走向无效,还是将合同定性为可变更可撤销而最终指向有效举棋不定。

  三、村民决议对土地流转合同效力影响的体系构思

  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生效后,村民决议程序亦随之诞生这将农村村民自治的权利制度具体化,这可说是诞生多年的“枫桥经验”内涵的又一次升华。但这也根本上改变了司法界对农村流转土地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由于法律规定村民决议的前置性,法官们显然不能再以个别村民已经取得代理权或是村委会领导通过盖章、签字代为行使集体权利为由判决合同有效,进而无视村民自治制度的法律认授性。然而,倘若认可村民自治对土地流转合同的巨大影响力,只要未经过决议程序的合同一律判决无效,这又无疑与尊重意思自治、鼓励保护交易的民事法律体系要旨相冲突,对广大善意合同相对方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恐怕这才是法官们在适用法律对此类案件裁判时标准不一,让判决缺乏统一指引,从而让人无所适从甚至造成司法实践中村民决议程序背离“枫桥经验”初衷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每一项法律的设计,无不是为保护某种法律利益而存在,又或是通过权衡双方或多方利益达到妥协的结果。村民决议制度,保护的法益是每个个体村民参与村务的自由;以民事法律行为为核心的民法制度,保护的法益是善意合同相对方信赖利益以及交易的安全。那么,也就是说,只要存在一项制度或标准是通过权衡每个个体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自由以及善意合同相对方信赖利益,既达到保护个体村民利益,也保护交易安全,问题即迎刃而解。

  首先,为保护和鼓励交易安全,村民决议既然是民事法律行为,必须遵循《民法总则》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判定标准。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村民决议程序的流转合同,从本质上来说,应当是属于一方无权处分的合同,在《民法总则》框架下,应当为有效合同。因需经决议前置程序的土地流转合同不存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签订与其民事能力不相适应的合同,故需村民决议的土地流转合同不存在效力待定这一状态,同时也体现其与意在缩小效力待定这种不稳定效力状态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民法总则》接轨。

  然而,村民参与村务管理之利益的法律保护并不能因与《民法总则》接轨成为一纸空文。故这类合同为有效合同之意,并不单单指绝对有效这一效力形态,还应包含可变更可撤销这种效力形态——既然决议存在瑕疵,应当留下空间让村集体进行撤销,在撤销之前仍然有效。但是这样的处理也会引起另一种担心——如此操作又会将部分合同引向效力不稳定状态,不利于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生效后,几乎不存在善意相对人,因为合同相对人还必须尽到充分注意义务——可以确信经村民决议通过,才能是善意相对人。故此,我们只需考究何种瑕疵导致合同从有效变成被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而何类瑕疵未达到这种程度。

  本文认为,村民决议的瑕疵程度可分为重大瑕疵与一般瑕疵,而这个界定本身就可以通过数字直观衡量。《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也就是说,无论在形式上是否经过决议这一程序,当同意之人超过全体成员三分之一,也就到达决议通过之门槛,那么无论存在何种瑕疵,均应当认定为一般瑕疵,不影响流转合同之效力。否则,未达到三分之一成员同意,则定性为重大瑕疵,合同为可撤销合同。村集体具有撤销权,但需要在除斥期间内行使,这又可体现保障交易的稳定性。由是,村民决议对土地流转合同效力影响的体系应为如下图表4:

 

 

  四、村民对瑕疵决议救济途径构想

  (一)司法实务中对诉权的认定

  “无救济即无权利”。在解决村民决议对流转合同的效力实体性影响的问题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村民的程序救济途径。本文通过整理上述60个案件,当中对诉讼主体及诉权有论述的共有10份裁判文书。具体分布如下:

  图表5:关于诉讼主体及诉权判定案件情况

起诉主体

是否有诉权

数量

村民个人或其他名义

有直接利害关系,故有诉权

2

只有间接利害关系,故无诉权

2

村集体名义

经村民决议通过,故有诉权

3

未经村民决议通过,故无诉权

3

  从图表5可见,对于以村集体名义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案件,法官们无一不认为需要通过村民决议通过才能获得诉权,而对于以村民个人名义起诉的情况,法官们始终没有突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认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才具备原告资格。这均是运用统一裁判标准。

  (二)救济途径之困境

  但应当注意到的是,当村民通过个人名义请求确认流转合同效力时,法官们对村民个体是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论述并不一致。(2014)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只需是经济组织的个体成员即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虽然谢有权、符深霞等25人不是本案《土地租赁合同》的签约主体,但经庭审查明,他们均为茂西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本案诉争合同项下标的物——茂西村坡斗坡面积约65亩荒地享有权益,与《土地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有直接利害关系,符合原告诉讼资格”。

  然而(2014)集民初字第4212号却认为个体村民只有间接利益,因此“高明成等88人如要提起确认本案讼争合同无效之诉,理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来取得适格的原告资格”,故村民并不是适格原告。同样地,(2013)宜民一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钟家茶叶加工厂是由被告钟家村委会出资兴建,而茶场是由被告钟家村委会创办,与茶叶加工厂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企业,属被告钟家村委会的集体企业,发包以及购置村民自留地的协商及付款等工作均由村委会完成,况且茶厂所占土地所有权人为钟家村委会而不是原告即钟家村委会下属四个村民小组,因此,甚至村民小组也不是适格的原告。

  同时,“枫桥经验”的内涵旨在依靠群众,创新矛盾解决渠道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而村民自决制度本应是保障村民实体权益的制度。然而,从上述司法案例分析来看,却相反成为村民实现诉权之障碍——村集体才是适格原告,而以集体名义起诉必须经过村民决议。这局面也显然违背村民自治制度初衷。

  (三)解决途径——村民代表诉讼

  近年来,随着对公益诉讼的研究及立法提上日程,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应当赋予个体村民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从而突破“直接利害关系”的瓶颈。公益诉讼实际上是一种赋予部分间接利害关系人以公益集体的名义起诉侵害人的诉权,以解决一些公共利益受损害的情况,故可以利用其来增加村民对瑕疵决议的救济途径。

  然而,本文认为公益诉讼并不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最优办法,主要理由如下:1.虽然立法已经确立公益诉讼的地位,但是暂时也只是赋予检察机关该诉权,社会组织都尚未获得权利,何况公民个人;2.突破直接利益界限放开村民个体参加诉讼等于授予几乎所有公民起诉的权利,这必定会导致诉权的滥用。

  相反,同为社团成员决议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大可以借鉴公司股东决议相关配套制度。在公司成员关系法律当中,当大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损害公司利益时,拥有一定股权比例的小股东可以以公司名义起诉侵害行为,追回利益归公司所有,这便是股东代表诉讼。笔者认为,参照股东代表诉讼,创立村民代表诉讼,只有当达到一定比例村集体成员才能提起诉讼进行救济,这既可以突破少数村民没有诉权的困境的同时亦可防止个体村民滥用诉权,增加司法工作负担的情况。

  五、结语

  “枫桥经验”自诞生以来,凭着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基层力量、创新矛盾解决途径的精神内涵不断发展,并由此产生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然而,由于村民自决制度与传统民事法律制度尚未兼容,以及相关瑕疵救济制度没有完善,导致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救济渠道堵塞,相反造成与“枫桥经验”的初衷产生一定的偏离。通过对村民决议对土地流转合同效力影响力的重新构建,以及借鉴股东代表诉讼创设村民代表诉讼,能消除村民自决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的不兼容以及疏通诉讼程序,让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回归“枫桥经验”初衷。

(作者单位:德庆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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