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民事诉讼案件中解决行政确权困局的法律构造

作者:蒋华胜 孙远风 杨岚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7-06  浏览次数:3308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专利民事诉讼案件中解决行政确权困局的法律构造

  ——以司法审查权为视角

蒋华胜 孙远风 杨岚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多棱公司作为“一种钢砂生产方法”发明专利的权利人,起诉联捷铸钢厂侵犯其专利权。在法院审理该专利侵权民事纠纷案件过程中,联捷铸钢厂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案涉专利无效宣告的请求,为此法院裁定中止诉讼。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08年作出维持专利有效的决定。联捷铸钢厂不服,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作出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维持专利有效决定的判决,责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后多棱公司、专利复审委员会均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宣告专利全部无效的决定。多棱公司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该决定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后经历一审、二审诉讼,最终于2014年生效行政判决才确定该专利的无效。[1]虽然专利确权行政诉讼已画上句号,但是针对该专利的民事侵权诉讼才刚刚恢复审理。

  事实上,上述“一种钢砂生产方法”发明专利案件仅仅是司法实践中涉及专利确权争议的专利侵权民事诉讼案件中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索关键词:专利侵权、专利无效宣告,搜索出883个裁判文书。[2]由此可知,在专利民事诉讼案件中经常会涉及到专利行政确权的审查问题。倘若每个案件都像上述案例流程,只有待专利确权争议通过行政裁决、行政诉讼最终得以解决后才能进入民事诉讼实体审理的话,则必然会像上述案例那样遭遇冗长繁琐的行政确权程序,拖延对民事侵权行为的实体处理,使得真正权利人的权益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既不利于对专利权的保护,也使司法效率和经济效益大打折扣,最终导致“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的困窘。

  因此,在我国当下的二元立法体制框架下,如何正确厘清专利民事诉讼程序与专利确权行政程序的界限,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使专利纠纷得以有效性解决,应当引起司法界的高度重视,也是本文所努力研究破解的问题。

   二、专利民事诉讼程序与专利确权行政程序并而不交乃困境之根源

  (一)专利民事诉讼程序与专利确权行政程序之间冲突的根源

  在进入下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探究一下专利民事诉讼程序与专利确权行政程序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探究到问题的根源,才能对问题的解决做到有的放矢。当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位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将该问题看作是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重合”、“交叉”、“交织”、“关联”、“竞合”等。[3]也有学者从司法实务的角度认为该问题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4]或者是两种诉讼的合并审理;[5]还有学者把它看成是民事诉讼的附属问题,[6]其中有学者认为是民事诉讼涉及的“证据问题”,[7]有学者则归纳为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8]横看成岭侧成峰,理解角度的不同必然导致问题解决路径之差异。

  笔者认为该问题从权利本身分析,实际上是行政行为的拘束力与司法审判的自主性之间博弈所产生的矛盾。依照司法程序的自主性原则,法院有权依据自己的判断独立对民事纠纷作出裁判,无需受行政行为的约束。但根据行政行为公定力,行政争议需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审查相关民事纠纷的法院只能中止民事程序或根据行政行为的结果作出民事裁判。

  我国专利法框架沿用了大陆体系民事程序与行政程序的二元分立体制,[9]即侵犯专利权纠纷经由民事诉讼程序决定,而专利确权的问题则必须经由行政诉讼程序解决。[10]因此,在这一制度的安排下,审理专利民事诉讼案件的法院无权对专利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只有待专利行政部门作出专利权效力的生效裁决后才能据此对民事侵权诉讼继续进行审判,这就体现出专利民事诉讼对行政确权行为最大限度的尊重与屈从,阻滞了司法的效率性裁决。

  (二)绝对的二元分立体制存在的局限性

  专利民事诉讼与专利行政确权二元分立体制有其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但是,最近坚守该体制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一些转变,从绝对的二元分立转变为赋予法院在民事审理中对专利有效性的司法审查权。这正说明绝对的二元分立体制在现代专利权保护的发展运行中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民事诉讼程序拖延。就像上述“一种钢砂生产方法”发明专利案,若审理专利民事诉讼案件的法院不能审查专利权的有效性问题,那么在当事人启动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的情况下,为了案件能够公正审理,法院往往只能选择中止审理,待专利权有效性确定后再恢复审理。这就容易造成诉讼程序繁冗拖沓、诉讼周期过长的情形,同时也不利于激励社会创新;二是专利无效请求权异化为侵权人的防御工具。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被告对专利权的效力进行质疑已成为一种惯用伎俩,用以达到拖延诉讼、摆脱侵权纠纷等目的,偏离专利确权制度的设计本质;三是损害司法权威及公信力。如果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法院不审查专利权有效性,实际上是赋予了形式上合法的专利权人以不应有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众尤其是被诉侵权人的正当利益,客观上对创新体制的正常开展不利。这样也必然导致实质上的不公,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

  由此可见,绝对的民行二元分立制必须有所超越。修正绝对的专利民事与行政二元分立体制,改变其并行而不相交的现状,必须赋予专利民事诉讼法院对专利权效力问题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即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二合一”地进行审查,[11]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创新和发展所迫切需要解决的路径选择。

  三、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对专利确权进行审查的必要性

  面对专利民事与行政绝对二元分立体制与现状的不相适应,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已有若干突破,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对专利权有效性予以一定程度的审查,以提升相关案件司法审判效率。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理论层面上的支撑、司法政策层面上的突破及司法实践层面上的转变。

  (一)理论层面

  1.实质司法——赋予审查权的法理基础

  根据对制定法适用的不同态度,可以将司法适用划分出形式司法与实质司法。形式司法是指坚持法律适用的外观性和法律依据的至上性,拒斥对法律依据背后的实质性理由的探析。实质司法则不拘泥于法律依据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更倾向于对法律依据背后的实质性理由的探析,且可以实质性理由的正当性而背离法律依据的表面规定。[12]一般而言,只有在法律不明确、有漏洞、存在法律空白或者形式的适用结果很荒谬时,才通过运用实质性理由进行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后得出裁判结论。在专利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专利行政确权争议,若拘泥于民事与行政的二元分立体制的法律规定,则会从立法精神及实际效果上导致法律适用的不当,因此运用实质性司法对法律适用进行解释,更有利于裁判的正当性。而事实上,在后专利与在先专利发生冲突时,民事诉讼中,法院是可以直接按照专利法规定进行侵权判定。[13]现有技术(设计)抗辩,也是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中对于专利权的效力进行审查的另一种方式。既然在专利权利冲突时已通过实质性解决的路径允许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法院对专利权利冲突进行审查,那么在专利确权的争议下,民事诉讼程序的法院对专利确权行政争议进行审查,也应当是实质司法的一种体现。

  2.私权属性——赋予审查权的实质根源

  专利权是一种财产权、私权,属于民事权利,[14]该观点已为普遍国家所认识,TRIPS协议亦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专利权属是国家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授予申请人的一种垄断性的私法权益。专利权效力纠纷纯粹属于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就依据民事法律而予以授权的专利民事权利的效力而发生的纠纷。[15]正因为专利权本质上具有民事属性,在审理专利民事诉讼中对专利确权争议一并进行审理,应当具有可行性和妥当性。回归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是对知识产权的本质探究,也是赋予司法审查权的实质根源,从而为民诉讼事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提供正当性理论依据。

  3.效益属性——赋予审查权的价值选择

  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边界以及专利民事诉讼与行政确权争议之间如何协调统一,归根结底应当是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的问题。美国联邦第九上诉法院法官弗莱彻说:“我们对法院体系的根本期望是它能公平对待所有当事人。当然,我们同时还要求在使用法院资源上——即使用时间、金钱、精力、智力上提高效益。”[16]结合我国专利确权制度,诉讼拖延程序繁琐问题已经日益严峻,正如前文的“一种钢砂生产方法”发明专利案例,若再一味追求程序正义而置公平与效益于不顾,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赢了官司,输了市场”,这样的结果却是非正义的,违背现代司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不应予以采纳。而在专利民事诉讼中赋予法院对专利效力争议审查权,正是平衡司法公平与效益两大价值冲突的优化选择,也是世界发达国家司法实践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司法政策层面

  司法政策是国家特定历史时期宏观政策、内政外交和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在司法中的凝聚和体现,是政治、经济、科技与法律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司法机关的政治性和法律适用的裁量性的必然产物。第三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民行交叉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应当合理、适当地强化民事诉讼程序对纠纷实质性解决的优势地位,在知识产权存在明显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下,民事诉讼可以直接裁决,而无需中止审理待行政程序的结果。可见,这是赋予民事诉讼法院专利确权争议审查权司法政策方面的表现。但是司法政策往往是从宏观层面对司法进行指引,因此,该司法政策并未对明显无效或可撤销的专利权进行界定,这也往往导致法院审判中适用司法政策存在混乱丛生的现象。

  (三)司法实践层面

  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处理专利侵权与确权之间关系,在审判中存在一个从认识到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则上中止审理。1985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专利审判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在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中,若被告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受理专利侵权民事诉讼的法院可以中止审理,待专利权是否有效的问题确定后再恢复审理。[17]可见,当时法院为了确保裁判结果公正统一,民事诉讼的法院倾向于选择中止诉讼。

  第二阶段:由案件类型和提出时间区分是否中止审理。1992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对法院受理的专利案件类型进行了区分:1.若法院受理的是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侵权民事诉讼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内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法院应当中止审理;若被告在答辩期届满后提出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法院可以不中止。2.若法院受理的是发明专利的侵权民事诉讼纠纷案件,或者是经过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件,被告即使是在答辩期内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法院亦可无需中止审理。[18]可见,当侵权人提出无效抗辩后,法院是否中止审理应当以是否在答辩期内提出作为时间节点,对不同类型的专利案件实行区别对待。这种区分在内容上是细化了,但其更多是从程序角度进行界定,并未涉及实体上的认定。倘若侵权人均是在答辩期间内提出宣告专利无效的抗辩,则该条规定将无用武之地。

  第三阶段:视具体情形确定是否中止审理。2001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可以不中止审理的一些情形进行了细化。[19]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来说,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专利无效情形,或者侵权人提出的证据或依据明显不充分的,法院可以不中止审理。但该规定并未对证据是否充分进行明确的界定,导致审判活动中对该规定的无所适从,影响当事人预期和法律权威。

  第四阶段:缩减时间。2016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在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中,权利人主张的专利权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的,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权利人的该侵权民事诉讼的起诉。[20]虽然该条款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以缓解审理周期较长的影响,但受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限制,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行二元分立”导致专利案件审理周期较长的根本问题。

  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专利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对专利确权争议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且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这些尝试并未突破“民行二元分立”的基本模式,对是否中止审理的条件和情形界定不明确,司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路径探索也不敢超越先行立法框架。因此,要从根本上协调解决专利民行冲突的困境,还需要从立法层面进行制度创新。

  四、赋予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法院享有专利权有效性司法审查的权利

  (一)审查尺度:谨慎、恰当把握审查范围

  审理专利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法院对专利权有效性问题进行一并审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司法效率低下而引发的裁判结果不公的问题,使得专利侵权纠纷得以一次性、实质性解决。但是“对每一种倾向,人们似乎都看到了一种相反的倾向;对每一规则,人们也似乎看到一个对立的规则。没有什么是稳定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流动和可变的。世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正在变成(becoming)”。[21]因此,对问题的考虑和法律的适用,我们应当运用哲学的辩证思维,全面把握问题,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倘若对司法审查范围不加框定,则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和产生新的风险。因此,在赋予审理专利民事案件的法院对专利行政确权进行司法审查的时候,需要谨慎、合理地把握司法审查的范围,妥善协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平衡关系,兼顾司法审查中的效率与公平,充分发挥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

  (二)审查标准:专利权存在明显无效或有效的情形

  专利纠纷民事诉讼程序中对专利效力进行审查,应限定于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证明所涉专利权是明显无效或者有效的情形。对于存在难以判断的案件,审理法院可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从而决定是中止审理抑或是根据专利权推定有效原则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的“先行裁驳,另行起诉”的制度设计,就是采纳这一思路的有益尝试,大大提高了专利民事案件的审理效率,应当值得肯定和拓展。这样的界定既能对行政行为给予足够的尊重,又能有效避免民事审判对专利权稳定把握欠缺的现实困难,而且对专利侵权纠纷得以高效、实质性解决提供探索路径。

  如何界定专利是否具有“明显”无效或有效的情形,笔者结合审判实践,认为如下两种情形较为常见:一是专利权权利要求不明确。倘若穷尽一切途径仍无法明确专利权权利要求的明确内涵,且无法通过解释阐释清楚的,则该专利权无法获得法律上的保护。例如,在“防电磁污染服”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民事纠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是否侵犯案涉专利权的前提系明确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若无法明确该保护范围,则无法进行是否构成侵权的对比,为此法院认为被诉侵权技术不构成侵权。这已然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对专利权效力予以有限的审查,只是慎重避开对专利有效性的直接回答。二是属于现有技术(设计)的专利。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因缺少新颖性、创造性要件而属于现有技术的,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是否属于现有设计,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判定的抗辩方法,该抗辩理由成立的外观设计也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此种判定并非专利行政机关职责,亦非其专长,却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专业领域范围。权利冲突实为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该属性决定不适合以行政程序解决。将专利权利冲突问题转化为权利行使问题,直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而非假手于行政机关,更符合权利冲突问题解决路径的本质。抵触申请也具有类似属性。当然,上述情形并未穷尽明显无效或有效理由,其他情形尚需在司法实践中继续探索。

  (三)审查效果:审查应当具有相对性

  法院在专利民事诉讼程序中对专利有效性的审查须基于纠纷解决、实现公平效率,该审查效力仅限于个案,不具有对世效力,仅对涉案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专利权的效力仍需行政机关确定。通过对个案情况的审查,可以在裁判中不评价专利本身是否有效,而是灵活、变通地采取通过其他事由达成不保护专利权的效果。因此,法院在个案中对专利权效力的审查并非是民事程序对行政程序的替代。

  如上所述,坚持民事诉讼程序中专利效力审查相对性的同时,可借鉴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争点排除原理”,以避免不同法院在同一专利权的效力上作出不同的判断。当在先的生效判决对案涉专利权的有效性作出实质性认定时,在后的诉讼中原则上应当采取“禁反言原则”,即法院应当以该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为准,不再支持同一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案涉专利权的效力问题提出相反的主张或抗辩,除非经审查发现在先判决可能存在错误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在先判决结论等情形。据此,一方面尽可能保证不同法院对同一专利权的效力判断保持一致,实现裁判统一,另一方面也为具体个案考虑了灵活处理的空间。

  (四)制度创新:借助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来统一裁判尺度和标准

  2014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挂牌成立知识产权法院,上述法院均系中级人民法院建制,除实现将大部分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的目的外,包括专利无效制度在内的目前专利法实施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2]引起学术界不断呼吁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23]笔者认为,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可以将专利权有效性审查的权利给予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这样就可以做到在审理专利侵权民事纠纷案件中一并对专利行政确权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实现审判标准统一,专利民事诉讼与专利行政确权诉讼间良性互动的目的,因此应当是一个较好的解决路径。但具体的实际操作层面,仍需理论界不断研究、讨论及实践中的不断尝试与创新。

   结 语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是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障,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对专利民事诉讼程序与确权行政程序平行不接轨的现实问题,既需考虑纠纷的有效性解决,兼顾效率与公平;又要合理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使两者能够有效衔接。因此,赋予法院对专利行政确权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对弥补当前立法体制缺陷、对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知识产权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和战略性资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虽然本文对司法审查权如何构建仅提出相对笼统的几点构想,力求通过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以期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司法正义的最终目的。

(作者单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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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行终字第1521号行政判决书、(2014)高行字第693号行政判决书。

2、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6月12日。
3、李季:《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关系初探》,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4期;薛刚凌:《处理行政、民事争议重合案件的程序探讨》,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4、彭诚信、彭贵才:《民事与行政纠纷竞合之诉讼问题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黄江:《行政、民事关联诉讼问题探讨》,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5期;马怀德、张红:《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与处理》,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江伟、范跃如:《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吴偕林:《民事、行政救济程序交叉问题之解决》,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7期。
4、杨伟东:《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探略》,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5、石泉:《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案件若干问题辨析》,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4期。
6、潘昌锋:《谈谈民事诉讼中涉及行政行为的处理》,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7、祁贵明:《论诉讼中附属证据性行政行为问题的解决》,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8、方世荣、羊琴:《论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之解决:从行政行为的效力差异进行分析》,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
9、尹新天:《中国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页。采用该模式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韩国、日本等国家,我国也属于这种模式。
10、朱理:《专利民事侵权程序与行政无效程序二元分立体制的修正》,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3期。
11、周甲禄、廖君:《专利无效审查与侵权审理亟待合二为一》,载2010年2月9日《经济参考报》。
12、孔祥俊:《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629页。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当事人均拥有专利权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1993年8月16日)指出,在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时,根据专利法规定的在先申请原则,人民法院不应当仅以被告拥有专利权为由,不进行是否构成专利侵权的分析判断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应当分析被告拥有专利权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原告专利权的关系,从而判定是否构成侵权。
14、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5、胡洪:《权力与权利的分离:专利权产生机制的历史考察——兼论专利权效力纠纷的民事纠纷属性》,载《科技与法律》2016年第5期。
16、【美】贝迪•佛莱彻:《公平与效率》,熊丽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
17、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专利审判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第2项规定。
18、详见《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规定。
19、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
20、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
21、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14页。
22、郭禾:《专利权无效宣告制度的改造与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协调——从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谈起》,载
《知识产权》2016年第3期。
23、陈锦川:《从司法角度看专利法实施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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