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的负担

作者:梁展欣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7-05  浏览次数:2138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我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虽然以专章规定“诉讼费用”(第11章),但其中只有一个条文,即第118条。该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其中并未涉及诉讼费用的负担问题,亦未涉及因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用的负担问题。

  一、诉讼费用的负担

  (一)比较法的观察

  对于诉讼费用的负担,传统民事诉讼法上一般采取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的诉讼费用移转规则,即胜诉方当事人可以从败诉方当事人那里获得自己预先支付的诉讼费用的补偿,这一规则适用于各个审级。如果胜诉方当事人仅赢得诉讼请求的一部分,则诉讼费用移转的数额将根据胜诉方当事人赢得的部分占全部诉讼请求的比例来计算。被告如果在诉讼的前期接受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即时认诺),或者他对该案件没有进行答辩,则被告不必支付诉讼费用,而是由原告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在具体判项的处理上,系遵循一体费用裁判原则,即诉讼费用原则上形成一个整体(费用一体),故仅得统一地作出总体裁判;只有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才能将特殊费用排除在外,单独由一方当事人承担(费用分判)。

1、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2、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

  关于诉讼费用判项的行文,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实践例为:“被告须承担诉讼费用”、“诉讼费用原告承担1/5,被告承担4/5”、“证据调查费用由被告承担,其余诉讼费用原告承担4/5,被告承担1/5”。笔者认为,这种单单将诉讼费用的负担方当事人及其负担比例列出的作法,并不明确,也不利于执行。我国有学者认为,确定双方当事人分担的,应同时载明分担的比例和具体数额。但是,既然系由法院依职权判定,则仅直接写明双方当事人应当偿付的数额即可,实务中均采此作法,未见任何不当之处;在行文上可以采用“责令被告支付原告已给付的诉讼费用……,于清偿前项债务时径付原告”的方式。

  (二)我国法的分析

  对于诉讼费用的负担,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未设明文。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2006年)第29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对于该条第1款规定的诉讼费用移转规则,司法实践中存在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调整适用的做法。

1、【德】狄特·克罗林庚:《德国民事诉讼法律与实务》,刘汉富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2、【德】狄特·克罗林庚:《德国民事诉讼法律与实务》,刘汉富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8、42页。

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2页。

  例如,在“广东省阳江市国土资源局与阳江市练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之所以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是基于败诉方对于纠纷的产生和诉讼的形成负有过错这一一般情况。而就本案而言,对于练达公司向陈伟康、阮湾等人给付钱款的事实,即使如该公司所称是迫于黑恶势力的恐吓所为,但这毕竟不是一种适当、合理地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人因此而产生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的怀疑亦属正常。而阳江市人民检察院、阳江国土局分别提出检察建议、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正是基于对练达公司的这一不当行为的合理怀疑而做出的,是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国家利益而履职尽责的正当行为。据此应当认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以及本案诉讼,完全是由于练达公司的上述不当行为所引发,阳江国土局并无过错。所以,尽管本院认为认定练达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对该公司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练达公司对于引发本案争议和诉讼所负有的责任。故而,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案件受理费,理应由练达公司承担。”

1、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

  又如,在“普拉达有限公司与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珠海市华绪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珠海市淘铺商用物业顾问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普拉达公司虽然部分胜诉,但因正邦公司、华绪公司、淘铺公司、摩尔公司侵权的主观故意明显,确定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正邦公司、华绪公司、淘铺公司、摩尔公司共同负担。

  《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这在内容上应相当于传统民事诉讼法上的判决主文,是裁判主文最为重要的类型之一。然而,依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法〔2016〕221号)的规定,系以上述规定中的“判决结果”对应于判决主文,将诉讼费用费用的负担归于裁判文书的尾部,并明确指出:“诉讼费用不属于诉讼争议的事项,不列入裁判主文,在判决主文后另起一段写明。”笔者认为,诉讼费用应当属于判决主文的内容。首先,判决主文既系针对原告之诉讼请求而为,则原告之诉讼请求决定判项内容,而往往原告在诉讼请求中都列有诉讼费用之负担一项,判决主文固应对之予以反映。其次,判决主文为人民法院实行强制执行之依据,而“偿付诉讼费用的请求,只能根据强制执行之名义主张之”,故对诉讼费用的负担亦须予以反映。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人民法院对诉讼费用的负担决定区别于判决主文,其重要的标志在于当事人不得单独对诉讼费用的负担决定提起上诉(也不得单独申请再审)。当事人单独对诉讼费用负担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复核决定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612号民事判决。

1、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第1款。

2、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43条。

  二、律师费用的负担

  律师费用在本质上应属于当事人费用,但由于各国律师制度的不同设计,对于由哪一方当事人最终承担律师费用的问题,并未达成共识。

  (一)比较法的观察

  在采取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国家(如德国),律师费用系作为一种单独的法院外费用而包含在诉讼费用之中,可以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在采取任意律师代理制度的国家(如我国、美国、荷兰、日本),则原则上由聘请律师的当事人自行承担律师费用。后一种做法的理由在于,诉讼是十分不确定的,当事人不应仅仅因为起诉或者进行辩护而受到惩罚。如果实行律师费用完全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的话,穷人就会因为害怕败诉而不敢起诉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有违于平等使用的诉讼制度初衷。在美国,这种做法存在许多的例外情形,主要集中在如下8个领域:法定的例外、恶意诉讼的例外、藐视法庭的例外、合同的例外、家庭法的例外、附属诉讼的例外、私人首席律师的例外、共同基金的例外等。

1、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1条第2款。

2、廖永安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以下。

  德国民事诉讼法上律师费用的计算方法与法院费用的计算方法相同,都是采取与诉讼标的额相联系的方法。如果判决只认可了原告的部分请求,则其将承担与败诉部分相应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该规则有效地激励了原告提出合理实际的请求,同时阻止律师夸大当事人的请求数额。实际上,如果律师建议当事人夸大请求而最终导致部分败诉的话,将构成其职业上的失职。为此,律师有义务鼓励当事人提出合理请求,缩小当事人之间的分歧,促进双方的妥协。《德国律师报酬法》第31条限制了律师费用的范围。即使当事人超出此范围支付律师费用,但不能要求败诉的对方当事人偿付超出法定范围的律师费用。因此,大多数的诉讼服务收费都以法律规定的范围为基础。律师收费主要按如下6个阶段进行:(1)最初咨询,可以获得不高于1单位的费用(咨询费,Beratungsgebühr);(2)启动诉讼,可以获得另1单位的费用(起诉费,Prozeβgebühr),如果先前经过咨询的,则包含在咨询费之内;(3)口头听审,可以获得1单位的费用(辩论费,Verhandlungsgebühr);(4)证据展示,可以获得1单位的费用(举证费,Beweisgebühr);(5)和解,可以获得1单位额外的和解费,而至和解前发生的全部律师费用另行计算;(6)上诉,上诉程序中要支付的是每个基本单位的130%,在联邦最高法院提起的上诉案件,计费单位的价值还会翻倍。

1、参见Dagmar Coester-Waltjen and Adrian A.S.Zuckerman:“律师在德国民事诉讼中的角色”,于春露译,载【德】米夏埃尔·施蒂尔纳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页以下。按照德国学者的介绍,还有一项在法庭上讨论案件的讨论费,可以获得1单位的费用;除此以外,律师还可以获得邮寄和通讯服务的报酬、文件包干费、差旅费以及所有报酬的流转税(《德国律师报酬法》第25~28条);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原书第16版)》上册,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80页。

  在德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允许律师在不违背现行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的情况下,同被代理的当事人达成一项收取高于法律规定的律师费用的协议,该协议的生效条件是当事人须向法庭声明并被以书面形式记载。律师费用协议和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声明中,不得包含有律师特权或其他类似的内容,否则该声明和该协议无效。如果律师费用协议约定的费用数额高于法定数额的协议的,则该数额只在达成该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效。换言之,该方当事人即使胜诉,他也不能从败诉方那里获得超过法定数额部分的律师费用补偿,而只能由他自己予以支付。原来,不允许律师进行胜诉取酬,即禁止风险代理,认为这会有损于律师的独立地位。然而,最近依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放松对风险代理的禁锢,认为对风险代理的严格禁止与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律师的执业自由的宪法保障相抵触。另外一个原因是德国的律师报酬和诉讼费用分配体制,使潜在的原告因担心败诉或承担诉讼成本而放弃实施诉讼权利。因此,2008年修改的《德国律师报酬法》规定,特定情形下允许律师进行风险代理;风险代理费用协议的相关细节必须以严格的形式要求加以列出;律师必须在协议中包含一个明确警示,以表明该协议不能影响诉讼程序中败诉方当事人的赔偿额的支付。

1、张晓薇、牛振宇:《德国诉讼费用制度研究》,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1期。

2、吴杰:《德国诉讼费用制度的比较研究及其评价》,载王中伟、冉崇高主编:《我国诉讼费用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

  2001年6月出台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中,专门提及“让败诉方当事人承担律师费用的问题”,指出:

  现行法之下,诉讼当事人向委托律师支付的费用,原则上不属于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的诉讼费用,无论胜败如何,都由各自自己承担(不过,根据判例中,因应对非法起诉聘请了律师的情况,因受到不法行为侵害而要求损害赔偿时不得不聘请律师提起诉讼的情况中,胜诉方当事人所支付的律师费用,如被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可以作为所受损害的一部分,由对方支付)。

  律师费用的一部分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有促进诉讼的一面,但处理得不好,有时反而会使诉讼萎缩。因此,不能统一规定胜诉方当事人的律师费用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为了使律师费用负担公平化,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认可的、胜诉方当事人的部分必要律师费用可让败诉方当事人承担,但并不一定是胜诉方当事人实际支付给律师费用的全部。而且,如果因为败诉方当事人承担对方律师诉讼费用反而使诉讼萎缩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这一制度。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研究哪些情况是不适宜运用这种制度的,哪些是适宜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的,以及如何决定这一部分的金额。在对此进行研究时,还要充分考虑国民对诉讼救济、法律援助等制度以及承担律师费用问题的理解等。

1、《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丁相顺译,载孙谦、郑成良主编:《有关国家司法改革的理念与经验》,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8页。为使全文统一,引者将原译文中的“胜诉人”改译为“胜诉方当事人”,将“败诉人”改译为“败诉方当事人”。

  (二)我国法的分析

  对于律师费用的承担,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也存在许多例外情形,即采取转移规则,胜诉方当事人的律师费用转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尽管立法上并未出现专门规定,但司法解释通过针对相关立法率先明确特定情形下律师费用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主要有以下一些领域:

  (1)在一般侵权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11号)第18条第1款后段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这是司法解释上第一次针对一般侵权的领域肯定对律师费用的赔偿。

  (2)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针对有关法律规定的“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解释为“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但是,司法实践中有主张,在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形下,上述“合理费用”应与主债权的赔偿一并计算,而不作为独立的赔偿项目。理由是:“合理开支应当是包含在整个赔偿范围内的,无需单独分立出来”;“如果完全根据表面证据去认定合理开支,脱离社会实际,也会助长权利人的弄虚作假行为”。该观点似有“泛化”法定赔偿之嫌。

  (3)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22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4)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场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26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1、较早的司法实践观点,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审理的几点具体意见》(沪高法民〔2000〕44)中指出:“所谓损失,是指因违约方或加害人的不法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财产利益的丧失。律师费在性质上应属于财产利益,原则上可以作为损失,但不能超过加害人或违约方应当预见到的范围。鉴于目前律师收费有按规定收费和协议收费两种,我们认为,受害人与律师协商确定的律师费,如果高于有关规定的,则高出部分可认为超过了加害人或违约方应当预见的范围,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上海法院审判业务资料》,2006年11月印,第5—18页。

2、参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号)第26条后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第17条后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17条第1款。

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课题组:《模糊的边界:知识产权赔偿问题的实务困境与对策》,载《法治论坛》2014年第3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176页。

4、参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10号)第1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2014〕11号)第14、15条。

  (5)在民事法律援助的场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司发通〔1999〕32号)第7条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受援方列入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判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法律援助人员办案费用的计算办法为:差旅费按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财政部门规定的公务人员差旅费标准计算,文印费、交通通讯费等开支一般不超过500元;鉴定费、调查取证费和证人出庭费由人民法院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决定。”

  在经济特区立法中,也有关于律师费用的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2008年)第58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劳动者胜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但最高不超过5000元;超过5000元的部分,由劳动者承担。” 

  学说上有一般性地认为,受害人“为恢复受到侵害的权利”而支出的律师费用应当予以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人体侵害的侵权损害赔偿,有人民法院尝试根据《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119条规定的“等费用”,对受害人(原告)所支付的律师费用予以酌情赔偿。但是,在上述规定被《侵权责任法》(2009年)第16条规定取代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已经失去解释的基础。后者将前者中的“等费用”,明确规定为“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从而排除了对实务中扩张解释的因提起侵权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用的赔偿。司法实务中为使行为人(被告)向受害人(原告)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只能另辟蹊径。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9号“赵春明等诉烟台市福山区汽车运输公司卫德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行为人向受害人赔偿律师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此予以维持。在“谢叶阳诉上海动物园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纠纷案”中,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谢叶阳该损失系其为诉讼所实际支出,应纳入本案赔偿范围。按照上海市现行律师收费标准以及本案的诉讼标的,律师代理费可酌定为5000元。根据本案的责任认定,酌定被告上海动物园负担原告律师代理费2000元。”第二审人民法院对此予以维持。

1、我国《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58条的解释》(2015年)规定:“劳动者主张由用人单位承担律师代理费的,应当在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诉讼时一并提出。但劳动者作为仲裁被申请人或者诉讼被告、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等无法提起仲裁请求或者诉讼请求的除外。”“最高不超过5000元,是指在一起劳动争议处理整个过程中(包括仲裁、诉讼、执行等阶段),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裁决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的总额上限。”

2、杨立新教授主持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147条第2款,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3、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审理的几点具体意见》(沪高法〔2000〕44号)第14条对于律师费可否作为损失要求赔偿的问题,规定:“我们认为,所谓损失,是指因违约方或加害人的不法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财产利益的丧失。律师费在性质上应属于财产利益,原则上可以作为损失,但不能超过加害人或违约方应当预见到的范围。鉴于目前律师收费有按规定收费和协议收费两种,我们认为,受害人与律师协商确定的律师费,如果高于有关规定的,则高出部分可认为超过了加害人或违约方应当预见的范围,对超出部分应不予支持。”载拙编订:《民事司法规范大全·侵权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3页。

4、《谢叶阳诉上海动物园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8期。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放宽律师费用的偿付限制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22条中规定:“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还有,对于《担保法》(1995年)第21条规定的“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也倾向于将律师费用包括在“实现债权的费用”之中。另有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银行卡纠纷案件中,对于“发卡人请求判令持卡人承担律师费和其他催收费用的,原则上不予支持。但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除外:(1)证据证明持卡人构成犯罪;(2)信用卡合同有约定;(3)未超过律师和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4)已经实际支付”。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系实行任意律师代理制度,律师费用并不属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是因当事人为完成其诉讼其产生,而不是由侵权行为(举例言之)而产生,因而严格说来,它既不是直接损失,也不是间接损失,毋宁是一种纯经济上损失(pure economic loss)。对于侵权诉讼中的受害人律师费用是否予以赔偿,并非“赔”与“不赔”可以一言以概之的问题,而是一个须经人民法院进行价值衡量的问题。如果“赔”,可以直接追溯至过错责任原则。但是,为了防止此项赔偿责任被滥用,以致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失却均衡,可以参照《欧洲侵权法原则》(PETL)第2:102条第4~6款的规定:“纯经济利益和契约关系的保护可受更多限制。此时,尤其要充分注意行为人与遭受危险者之间的紧密性,和行为人知道其利益肯定不如受害人的利益价值大,而其行为将造成损害的事实。”“保护范围也受责任性质的影响,在故意侵害利益时,对利益的保护程度更高。”“在确定保护范围时,应考虑行为人的利益尤其是其行动自由与行使权利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将对受害人律师费用的赔偿,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重大损失”以“重大”进行限定的做法,赋予人民法院以公平裁量权进行酌定。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卡民商事案件的调研报告(2012年)》,第136页。

2、参见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

(作者单位:省法院审管办)

责任编辑: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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