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力认定

作者:欧宏伟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7-04  浏览次数:4561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异议案

欧宏伟

 

  要点提示:人民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有无执行力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当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债权人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并且合法,二是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倘若认为人民法院对公证机关签发的执行证书进行司法审查时,只有确定债务人在接到公证机关电话核实时明确表示对债务履行无疑义的情况下,公证机关所出具的执行证书才是合法的,进而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债权文书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将势必会过分加重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时的审查负担,显然违背公证债权文书制度的设置本意。

  案例索引: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执异3号。

  一、案情

  异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国际)。

  被申请人(被执行人):广东省中港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装饰)。

  被申请人(被执行人):威海光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光耀)。

  被申请人(被执行人):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地产)。

  被申请人(被执行人):郭耀名。

  2013年7月23日,中融国际(贷款人)分别与中港装饰(借款人)、威海光耀(抵押担保人)、光耀地产(保证担保人)、郭耀名(保证担保人)签订《贷款合同》《抵押合同》和《保证合同》。各合同中均约定当事人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以下简称方圆公证处)办理合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同日,方圆公证处出具若干份《公证书》,赋予上述各合同以强制执行效力。

  2014年8月29日,方圆公证处根据中融国际的发放执行证书申请,出具一份《公证书》。该公证书除载明中港装饰、威海光耀、光耀地产、郭耀名应履行的借款本息金额、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期限外,还查明中融国际业已依约向中港装饰发放贷款、中港装饰业已返还的本息、中融国际业已向各义务人发出《履约担保义务通知书》,并查明该公证处公证员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电话与被申请执行人中港装饰法定代表人郑清锦联系核实,对方表示不清楚相关事宜;其余被申请执行人均无法联系。

  2014年10月11日,中融国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债权文书执行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审查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方圆公证处通过电话与被执行人中港装饰法定代表人郑清锦进行核实,其表示不清楚相关事宜,其余被执行人均因无法联系而未予核实审查。《联合通知》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满足“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而本案被执行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的问题,或者“不清楚”,或者因无法联系而未能查明,从而无法确定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故本案债权文书不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据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执字第1585号裁定书(以下简称1585号裁定),驳回中融国际的强制执行申请。

  申请执行人中融国际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裁定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先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执行行为异议程序对该执行裁定进行审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另行组成合议庭对1585号裁定进行审查。

  二、裁判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在对待公证债权文书有无执行力进行司法审查时,只有在认为公证机关出具的债权文书和执行证书存在没有准确反映当事人意思合意,或是认为当事人的意思合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时,才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的规定,依职权或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裁定。根据本案全体当事人在签订相关贷款合同时所达成的合意,结合中融国际在向方圆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之前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联络地址向各方邮寄送达履行义务通知文件的事实,应当认为方圆公证处对各方当事人的通知义务事实上已经得到豁免。至于方圆公证处根据《联合通知》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向全体义务人电话核实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该行为本身对于本案全体当事人在此前的债权文书中所达成的“自愿放弃对公证处所负通知义务的抗辩权”合意,并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在债务人已经在债权文书中作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公证机关签发的执行证书进行审查的重心,应当是“债权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债务的事实是否确已发生”。如果人民法院对公证机关签发的执行证书进行司法审查时,认为只有在债务人接到公证机关电话核实时明确表示对债务履行无疑义的情形下,公证机关所出具的执行证书才是合法的,进而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债权文书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那势必会过分加重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时的审查负担,有违公证债权文书制度的设置本意。因此,“电话答复不清楚”或“无法电话联系”,不足以成为否定方圆公证处出具涉案执行证书法律效力、进而否定涉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定事由。据此,裁定:撤销1585号裁定。该异议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评析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关系、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证明的一种非诉活动。公证只是一种证明活动,不是用来解决争议的,故一般不产生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经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是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37条的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我国早在1991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便赋予公证债权文书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执行依据的法律地位,并确立了人民法院对于“确有错误的公证债权文书”有权裁定不予执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此后民事诉讼法分别于2007年、2012年完成两次修正,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仍然沿用了1991年民事诉讼法关于公证债权文书的规定。

  为更有效地发挥公证债权文书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功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又于2000年发布了《联合通知》,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应具备的条件、债权文书的范围等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联合通知》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意审查以下内容:(一)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二)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和证据,债务人依照债权文书已经部分履行的事实;(三)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

  民事诉讼法于2012年完成第二次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0条第1款,就“可以认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情形”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具体包括(一)公证债权文书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二)被执行人一方未亲自或者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公证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的;(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四)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此外,该条第2款还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裁定不予执行。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和第22条,分别就“当事人不服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裁定的救济渠道”和“公证债权担保债权能否执行以及以担保合同不属于强制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为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的问题作出规定。

  上述规定,大体奠定我国现行法关于公证债权文书的司法审查框架。

  本异议案件审查的争议执行行为,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585号裁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自行撤销了上述裁定,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针对中融国际所提强制执行申请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忽略了中国公证协会于2008出台的一个重要文件,即《中国公证协会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公证协会指导意见》)。根据《公证协会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公证机关可以指导当事人就出具执行证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对债务人(包括担保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债务的核实方式做出约定。债务人(包括担保人)可以约定采用‘公证处信函核实’或者‘公证处电话(传真)核实’等核实方式。该约定可以记载在债权文书或者其附件(包括补充条款、承诺书)中。”进而,《公证协会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公证机关在出具执行证书前,对债务人(包括担保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债务的事实进行核实时,当事人对核实方式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的方式核实;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可以依据本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定自行决定核实方式。公证机关按照当事人约定的方式进行核实时,无法与债务人(包括担保人)取得联系,或者债务人(包括担保人)未按约定方式回复,或者债务人(包括担保人)回复时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充分证明材料,不影响公证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出具执行证书。”

  本案中,方圆公证处在收到中融国际提出的签发执行证书的申请后,采取的是“电话核实”的方式。虽然方圆公证处在向本案主债务人中港装饰电话核实涉案债务相关情况时,被后者的法定代表人告知对此事不清楚。但根据前述《公证协会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回复公证机关的问询时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充分证明材料的,尚不能影响公证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出具执行证书,则按照“举重以明轻”的解释规则,债务人在回复公证机关的问询时仅表示对债务事宜不清楚的,更不应影响公证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出具执行证书。至于方圆公证处无法电话联系上全体涉案债务担保人(威海光耀、光耀地产、郭耀名)以核实债务履行的情况,根据前述《公证协会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同样不影响该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出具执行证书。因此,“电话答复不清楚”或“无法电话联系”,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方圆公证处出具涉案执行证书法律效力、进而否定涉案公证债权文书法律效力的法定事由。在厦门达嘉集团有限公司、方东洛、陈玲霞与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债务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亦认为,“根据《联合通知》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公证机关在制作执行证书之前,应当核实审查债务履行情况以及债务人对于履行情况有无疑义等。根据《公证协会指导意见》第九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公证机关可以采取信函核实或当事人约定的方式向债务人核实债务履行情况,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了可通过传真、邮递、快递,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送达对方,并注明了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方圆公证处按照该约定中的地址和电话联系香山公司、达嘉公司、方东洛、陈玲霞,虽未能取得联系,也应当视为履行了核实义务”。

  第二,公证债权文书之所以可以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其实质是源于法律对当事人基于自主意志的自我约束和意思交换所达成合意的认可。公证机关对当事人形成的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归根到底是来自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的共同合意。具体来讲,是否办理债权文书公证认证、对哪些债权文书进行公证认证、是否在债权文书中承诺当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自愿接受法院强制执行、出现何种情形时允许债权人持公证债权文书向公证机关申请出具执行证书,这些事项均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人民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有无执行力进行司法审查,应当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债权人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并且合法,二是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因此,人民法院只有在认为公证机关出具的债权文书和执行证书存在没有准确反映当事人的意思合意特别是未反映义务人具有自愿接受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拘束的情况(依申请审查),或是认为当事人的意思合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依职权审查)的情形下,才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裁定。这既体现了司法对公证债权文书这种非讼纷争解决机制的尊重,也体现了司法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还要指出的是,执行证书的出具时间通常晚于公证债权文书的作出时间,而满足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必须要具备的要件之一便是“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因此,在债务人已经在债权文书中作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进行审查的重心,应当是“债权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债务的事实是否确已发生”。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19日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当事人应否到场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6]执他字第1号)中便认为,“对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于2000年9月21日会签联合发布的《联合通知》第五条相关内容应理解为:公证机关在作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书时,已要求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或作出承诺,因此,公证机关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只要依照上述联合通知的规定进行审查即可,并未有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再次接受询问的明确规定。”

  而且,即便对“债务人对履行义务有无疑义”的审查,笔者认为,也不能基于“债务人表示不清楚情况”或“无法联系上义务人”,就认为无法确定债务人对义务履行无疑义,进而否定公证机关先前对债权文书进行公证并赋予的强制执行效力。倘若认为人民法院对公证机关签发的执行证书进行司法审查,只有在确定债务人接到公证机关电话核实时明确表示对债务履行无疑义的情况下,公证机关所出具的执行证书才是合法的,进而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债权文书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将势必加重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时的审查负担。还应指出的是,如果秉持这样的司法审查标准,实践中有可能会诱发债务人在接受公证机关电话询问时有意佯称对债务不知情或逃避公证机关电话询问债务履行情况,进而逃避履行义务的道德风险,这显然违背公证债权文书制度的设置本意。

  第三,根据《联合通知》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而根据《联合通知》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意审查的内容之一是“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可见,“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与“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显然并非同义表述。前者更侧重于强调债权人享有的债权内容是什么,后者更侧重于强调债务人应当如何履行义务来确保债权实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1585号裁定,系以“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前向主债务人电话核实时被告知对债务履行情况不清楚、其他担保义务人无法电话取得联系”的事实,得出“无法确定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的结论,进而认定涉案公证债权文书不具备强制执行条件,是将《联合通知》第一条第(二)项与第五条第(三)项的概念予以混淆,在论理上有错位之嫌。

  第四,2016年1月21日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座谈会通过的第七次座谈会纪要即《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与不予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在该意见第3条,就执行实施部门有权裁定驳回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申请列举了三种情形:(1)公证书或执行证书没有给付内容的;(2)公证书或执行证书确定的给付内容不明确、不具体的;(3)公证书未载明对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该《意见》亦没有将“无法确定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作为驳回申请的理由。退一步讲,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如有疑义,也应当是在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并向债务人发出执行通知后,由其来决定是否以此为由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而本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向被执行主体送达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便直接依职权作出驳回执行申请的裁定,显然逾越了法律赋予法院依职权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限度,即“认定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由此也应当认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1585号裁定,在平等对待执行当事人这一程序保障理念的贯彻过程中存在可以指摘的瑕疵。

(作者单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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