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员执行派送业务存在重大过失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作者:苏慕成、陈烨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7-04  浏览次数:3299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公司等郑庚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苏慕成、陈烨

 

  要点提示:快递员在驾驶车辆从事快递运送工作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他人死亡的,属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作为用人单位的快递公司,对于该损害应当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若雇员在侵权发生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状态时,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

  一审:饶平县人民法院(2017)粤5122民初402号。

  二审: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51民终556号。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潮州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饶平经营部(以下简称顺丰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庚味、郑臣荣、郑臣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锴辉。

  2016年10月31日16时10分,康锴辉驾驶粤U7W759号二轮摩托车,车上装有一个装快递的筐,从黄冈镇龙眼城往黄冈镇河南方向行驶,由于超速快,行经沿河南路行驶至饶平县黄冈镇沿河南路汕宝路口附近路段时,其车载的筐碰撞到郑瑞珠,致其倒地受伤,康锴辉及时拨打110报警,由于事故路段车辆多,事故车挡道,被康锴辉移动到路肩,随后扶着受伤的郑瑞珠。事故发生后,郑瑞珠被送至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死亡。经饶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康锴辉应负本事故的全部责任,郑瑞珠无事故责任。郑瑞珠的家属郑庚味、郑臣荣、郑臣浩(以下简称郑庚味等)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人保财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12万元;人保财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对超过交强险部分20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因康锴辉是执行工作任务,顺丰公司及康锴辉应对余下部分损失197458.84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查明:本案肇事车粤U7W759号二轮摩托车主为康锴辉,驾驶员也是康锴辉,该车向人保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摩托车定额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赔偿限额1万元;商业三者险保险20万元,没有购买不计免赔。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内。该二轮摩托车已办理入户登记,驾驶员康锴辉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康锴辉是顺丰公司的雇员,其执行该公司送达快递任务时发生交通事故。康锴辉因上述交通肇事,于2017年8月15日被饶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5122刑初9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康锴辉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二审另查明:人保财险公司为郑瑞珠垫付医药费76000元,康锴辉垫付医药费38000元。

  二、裁判

  饶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饶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经现场勘查,对本案交通事故所作的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康锴辉过失移动事故车辆,造成肇事后无保留现场的违法事实,致其对本次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确有重大过失,但鉴于其产生本次事故除车超速外,也与业务的安全装载有关,因此,顺丰公司也应对康锴辉的重大过失负过错责任。鉴于康锴辉是顺丰公司的雇员,其执行该公司送达快递任务时,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由于康锴辉在本次事故有重大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其应当与顺丰公司对超出保险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顺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康锴辉追偿,但由于顺丰公司也有过错,因此可以减轻康锴辉的责任。因考虑到康锴辉是顺丰公司的雇员,在执行公司任务时发生事故,家庭确实比较困难,其本人现在服刑,酌定其对超出保险部分承担48000元(郑瑞珠住院期间,康锴辉垫付医药费48000元)。顺丰公司对超出保险部分承担128305.45元。故判决:一、人保财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郑庚味等损失12万元(精神损失优先在交强险中赔偿),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郑庚味等损失18万元,合计30万元,扣除其已垫付66000元后,应付234000元。二、顺丰公司应赔付郑庚味等损失148305.45元(其中,2万元为人保财险公司被减免10%的绝对免赔率后的金额,其应承担赔偿责任;128305.45元为超出保险金部分,其应承担赔偿责任,两项合计148305.45元)。

  宣判后,人保财险公司、顺丰公司均提起上诉。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饶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康锴辉驾驶二轮摩托车无戴头盔违反规定载物,行经复杂路段时超速行驶,疏忽大意,没有避让行人,发生事故后无保留现场,应负本事故全部责任,郑瑞珠无事故责任。该事故责任书认定程序合法,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正确。

  关于顺丰公司与康锴辉对超出保险限额外的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即,对于雇员致他人损害,雇主对外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侵权行为若是由于工作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那么雇主与雇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康锴辉与顺丰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可以认定康锴辉受雇于顺丰公司从事快件收发派送业务。康锴辉系在执行该公司快递派送业务时,发生本次交通事故致郑瑞珠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康锴辉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过错,且其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故本案顺丰公司与康锴辉应对超出保险限额外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康锴辉应与顺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确,但对康锴辉与顺丰公司的连带赔偿责任直接按份进行处理不当,剥夺了顺丰公司的追偿权,且判非所请,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有误,应予纠正。故判决如下: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人保财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郑庚味、郑臣荣、郑臣浩的损失12万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郑庚味、郑臣荣、郑臣浩损失18万元,合计30万元,扣除其已垫付76000元,应赔付224000元;三、顺丰公司应赔付郑庚味、郑臣荣、郑臣浩损失196305.45元,抵除康锴辉垫付的款项38000元,还应赔付158305.45元;康锴辉对上述赔付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郑庚味、郑臣荣、郑臣浩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评析

  新型网络购物模式在备受人们青睐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快递行业的发展。而在城市公共配送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快递行业终端配送环节出现的一系列交通安全问题越发引人关注。小型摩托车、电动车由于费用低、载货量大、进出方便,成为绝大多数快递员派送包裹时首选的交通工具。快递人员的收入与送货量成正比,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私自改装车辆、违规载货,在接收、派送货物途中,盲目追求速度,闯红灯、横穿马路、闯禁行、疲劳驾驶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如此连轴转的送货模式导致交通事故频发。若快递公司的员工在执行快件派送业务中发生交通事故侵犯他人权益,那么侵权责任该如何认定?赔偿风险该由其个人承担还是快递公司承担?快递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能否追偿等问题,既关系到受害人权利的保障、雇员弱势群体利益保护问题,也关系到用人单位监督管理职责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问题。

  目前,我国关于用人单位员工侵权责任承担的法律条文主要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上述法律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出,新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并未考虑雇员一方的主观过错,更未规定雇主一方的追偿权。那么,是否可以推出新法的立法意图是倾向于一般情况下均由雇主承担雇员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上述法律条文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如何衔接适用值得我们思考。

  具体到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是关于顺丰公司与员工康锴辉对超出保险限额外的损失应当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在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由于《侵权责任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且依据新法优先于旧法适用的原则,《侵权责任法》应优先适用,本案顺丰公司应承担无过错责任,雇员康锴辉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对于雇员致他人损害,虽然规定了雇主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但并未否定或禁止雇主对于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雇员的追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应区分雇员的主观过错,对于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雇员,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雇员主张追偿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从雇佣关系的特点分析,雇主与雇员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雇佣法律关系中,雇主的权利是获得雇员提供的劳务,实现一定的生产、销售目标,组织、指挥雇员开展业务活动,按约定向雇员支付相应报酬,为雇员开展业务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场所和安全保障,故一定意义上,雇员在受雇期间执行雇主指派的工作可视作雇主行为的延伸。而基于风险和收益相一致原则,雇员职务行为的收益归属雇主,那么,从事雇佣活动中致第三人损害的风险也应归雇主承担。发生雇员侵权造成他人的损害,无论雇主是否对该行为存在过错,在一定程度上都表明雇主未尽到对雇员的教育、管理及监督义务。因此,对于雇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他人损害,雇主对外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以使受害者在主张损害赔偿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救济。本案康锴辉与顺丰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双方之间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可以认定康锴辉系受雇于顺丰公司从事快件收发派送业务。由于康锴辉在驾驶车辆从事快递运送工作过程中发生涉案交通事故致郑瑞珠死亡,属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作为用人单位的顺丰公司,对于康锴辉对郑瑞珠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雇主赔偿责任。

  第二,顺丰公司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后能否向雇员康锴辉行使追偿权?《侵权责任法》未对追偿权作出规定,系因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劳动安全条件下的追偿条件有所不同,难以作出一般规定。其立法本意立足于解决对外责任问题,认为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的内部责任可通过内部协议进行约定,条文中并未对追偿权进行否定。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其将雇主向雇员追偿的条件限定为雇员侵权时必须系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损害。从法理及社会效果上看,是比较合理的。工作人员一般需按照用人单位的指派进行工作,对于工作的风险控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若让有轻微过失的工作人员对整个损害承担责任,无异于让对风险控制具有较大掌控力的用人单位将风险全部转嫁到工作人员身上,显然不公平。但若要求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的某些违法行为或超过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既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负担,也不利于工作人员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因此,当雇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超出了雇佣的正常风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立法本意,雇主可向雇员行使追偿权。本案顺丰公司能否向康锴辉主张追偿,取决于康锴辉驾驶车辆发生事故致人死亡的行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否应与顺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本案的关键在于分析雇员康锴辉在侵权行为发生时的主观状态。何谓重大过失?重大过失是指从一般普通人的角度,对损害的发生极易避免,但却违反了对损害发生的最低注意义务。根据饶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康锴辉应负本事故全部责任,郑瑞珠无事故责任。那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康锴辉在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是否可据此认为康锴辉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呢?笔者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并非行政决定,而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其性质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经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后根据事故当事人的违法情形并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进行的分析,是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它是交警部门对事故的客观状况的评价,但并未对造成此次事故的当事方的主观原因进行评定。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担的唯一依据,而是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是否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从损害结果的可预见性、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可避免性等全面分析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进行综合认定。在本案事故中,康锴辉作为快件派件员,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驾驶车辆运送快件,应当明知不得超速行驶。作为其必备的重要劳动工具的交通运输车辆是其自己所有,为了盲目追求送货速度,违章超速驾驶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车辆,行经复杂路段时没有避让行人,未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并且最终造成了受害人死亡,驾驶车辆超速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因。其行为也被法院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因此,康锴辉对于事故发生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应与顺丰公司对受害人超出保险限额外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顺丰公司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雇员康锴辉行使追偿权。

  第三,顺丰公司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向雇员康锴辉行使追偿权时能否全额追偿?追偿比例虽然不属于本案中应该解决的问题,但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在处理追偿比例上需合理平衡两者利益。劳动合同主体双方不仅存在经济关系,还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因此,在实际的生产经营中,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有时还与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条件、监督管理、教育培训存在一定的关系。故在分配双方内部的责任时,应从有利于强化雇员的安全作业的注意义务,营造安全生产的社会氛围考虑。将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收入水平、工作风险、承担能力等以及用人单位是否为降低风险采取了必要的、充分的监督管理措施等因素依据公平原则进行综合考虑,避免用人单位将经营风险或管理失误的责任转嫁给其过错的工作人员。

(作者单位: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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