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来源不明痕迹物证的审查与采信

作者:邓肇欣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7-04  浏览次数:1303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邓飞红盗窃案

邓肇欣

 

  要点提示:痕迹物证的来源直接反映该痕迹物证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对于痕迹物证审查不应仅注重鉴定结论,还应审查该物证的来源是否清楚,提取是否合法。即使鉴定结论指向被告人,但物证来源不清,且经过补充调查后仍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应予排除。

  案例索引:

  一审: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7)粤1202刑初32号。

  二审: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2刑终88号。

  一、案情

  原公诉机关: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飞红。

  2013年11月12日,被害人伍某某外出旅游,期间无人在家。2013年11月27日,伍某某出游完毕回到其住所肇庆市端州区星湖名郡星湖西筑3栋3单元102室,发现阳台防盗门被撬开,大厅及房间均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室内的XO洋酒三支、玉器首饰、金(色)鼎摆件一只等物品(上述物品无法作出价格认定)以及放在房间抽屉内的现金1800元被盗走。伍某某立即报警,接到报案的公安民警到达案发现场后,在用于盖住被盗金(色)鼎摆件的透明塑料盖上提取了指纹一枚。经鉴定,手印鉴定书显示在案发现场黑色摆件底座上发现并提取的指印痕迹,与被告人邓飞红捺印样本中的左手食指指印为同一人所留。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邓飞红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二、裁判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邓飞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破坏性手段秘密入室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应予支持。被告人邓飞红盗窃作案的事实,有现场提取的被告人作案时留下的指纹、被害人的陈述、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被告人邓飞红提出没有实施盗窃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邓飞红因其他犯罪被判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漏罪,应对漏罪作出判决,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实行并罚。故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邓飞红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二千元;原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千元;总和刑期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二、责令被告人邓飞红退赔现金损失1800元给被害人伍某某,其他被盗赃物继续予以追缴。

  宣判后,邓飞红不服提起上诉,否认犯罪事实,称其从未到过肇庆,不可能实施本案犯罪;辩护人认为本案据以定案的指纹证据属于来源不合法证据,不能作为定罪依据,本案证据不足。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发表出庭意见认为,现场勘验检查、指纹提取的地点、《手印鉴定书》,都能合理证明邓飞红是本案作案人,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判认定邓飞红于2013年11月期间进入被害人伍某某位于肇庆市端州区星湖名郡星湖西筑2栋3单元102室家中进行盗窃的证据不足。原判据以认定邓飞红有罪的关键证据手印鉴定书中指纹检材来源不明。手印鉴定书显示,在案发现场黑色摆件底座上发现并提取到指印痕迹1枚,经鉴定与邓飞红捺印样本中的左手食指指印为同一人所留。而现场勘查笔录显示,本案所提取的指纹来源于一塑料盖子。两份文书对指纹提取来源的描述相差甚远,该关键证据的来源存疑且公安机关对此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该证据应予以排除。其他在案证据亦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原判认定邓飞红犯盗窃罪证据不足,应予纠正。故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邓飞红无罪。

  三、评析

  案件现场的痕迹物证是较为稳定、可靠的客观性证据,如现场的血迹、体液及手印等。对痕迹物证的审查,要从其来源是否合法清楚、鉴定过程是否科学、鉴定结论是否与被告人关联等方面进行审查。鉴定结论只能证明该物证与被告人(被害人)等之间的联系,不能证明该物证与案件本身的关联性。要通过审查该鉴定结论所使用的检材来源是否清楚,提取是否合法,来判断该物证与案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而不能以鉴定结论作为痕迹物证审查判断的依据。物证来源不清,经补充调查核实仍然存疑的,该物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依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也不能采信。

  本案的关键证据手印鉴定书结论指向被告人邓飞红,但鉴定检材的来源及鉴定过程均存在重大瑕疵,应予以排除。

  (一)指纹检材来源不明

  1.手印鉴定书与现场勘查笔录对指纹来源的描述存在重大矛盾。手印鉴定书上显示,在案发现场黑色摆件底座上发现并提取到指印痕迹1枚,经鉴定与邓飞红捺印样本中的左手食指指印为同一人所留。而现场勘查笔录显示,在案发现场只提取了一枚指印,且是在一个塑料盖子上提取的,没有反映从黑色摆件底座上提取过指纹。

  2.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手印鉴定书上的指纹来源于案发现场。从现场照片显示,现场既有木质摆件底座,又有塑料盖子,现场勘查人员没有单独制作指印提取笔录,也没有其他证据记录提取过程,现场照片中亦没有标注出指印具体从何处提取。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手印鉴定书上的“在现场黑色底座上发现并提取的手印”是否来源于案发现场。

  3.公安机关对鉴定指纹的来源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无法还原案发现场,只能通过经办的侦查人员了解造成上述检材来源不一的原因。在二审庭审后,侦查机关针对鉴定指纹的来源问题向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认为系现场勘查人员与鉴定人员交接工作时,只交给鉴定人指印照片和现场提取位置的照片并口头告诉鉴定人指印是在摆件上提取的,但没有标注指印的具体提取部位。鉴定人也没有进行核对,主观认为指印照片底色是黑色,应该是在黑色木质底座上提取的,于是在鉴定书中描述“在现场黑色摆件底座上发现并提取到手印痕迹1枚”,同时在照片上标注提取自黑色木质底座。因此,造成鉴定书对指印提取部位描述的重大错误。事实上,送往鉴定的指纹是从透明塑料盖上提取的指纹。

  对此情况说明笔者认为,现场勘查人员在委托鉴定的过程中,应明确检材的来源及送检材料,而并非仅作口头交代。鉴定人员均为具备专业资质的技术人员,指印照片的底色是纯黑色,而现场勘查的照片显示木质摆件底座是深棕色,两者存在明显的色差,且鉴定人在未核实的情况下凭何主观臆断指印提取自木质底座并标注出具体的提取部位,公安机关对此作出的情况说明不能合理解释鉴定书的指印来源存疑的问题,现有证据亦无法印证公安机关的上述解释,故对上述情况说明不予采信。

  (二)鉴定过程存在明显错误

  二审庭审后,侦查机关提供了肇庆市端州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手印进行鉴定的相关材料,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痕迹检验过程记录表”中的检验过程记录及检验情况栏显示,该鉴定中心第一步是利用图像处理软件对送检的检材现场手印放大进行细致观察,在第一过程中经检验确定:该现场手印是左手拇指中心区域,白线为乳突纹线,该手印不完整,但纺线清晰,经细致寻找,发现稳定可靠的细节特征10个,具备同一认定条件。但经过对邓飞红的手印样本进行比对后,在第三过程中经检验确定:邓飞红的左手食指所出现的10个细节特征与现场手印的10个细节特征相吻合。可见,鉴定人员经检验确定现场的手印为左手拇指,而比对成功的却是邓飞红的左手食指,故鉴定人员进行比对的两枚指纹已经不具有比对性,比对的过程出现错误,直接影响检验结论的客观性、真实性。指印有可能是其他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综合全案证据审查判断,被告人邓飞红从未作过有罪供述,也没有目击证人、监控视频、通话清单等证据,原判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手印鉴定书被排除之后,现场勘查笔录仅能证实被盗的情况,无法证实被告人邓飞红实施了本案盗窃行为,在案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综上,本案的有罪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被告人邓飞红无罪恰当。

  在侦查实践中,对痕迹物证的收集、保管和鉴定往往是一个薄弱环节。存在勘验、检查不及时、对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未作记载或表述不明确、缺少现场照片或者现场照片不能反映现场全貌等问题,导致贻误时机,证据难查;遗漏丢失,证据难补。在审判实践中,存在重鉴定结论,轻物证检材来源的审查的问题,影响了案件质量,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作者单位: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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