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不能在公诉机关起诉的罪名外增加新的罪名

作者:马建兵、林耀斌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7-04  浏览次数:2259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曾冠钰故意杀人、盗窃、强奸案

马建兵、林耀斌

 

  要点提示: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还有新的犯罪事实,但检察院未起诉的,审理法院可以建议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检察院不同意的,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判决或者裁定,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可以变更起诉罪名,但不能在起诉范围之外增加被告人的罪名并对被告人量刑。

  案例索引:

  一审: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5刑初145号。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刑核14091977号。

  一、案情

  公诉机关:汕尾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曾冠钰。

  2016年3月17日凌晨4时许,被告人曾冠钰驾驶小汽车途经海丰县附城镇海渡路时,见被害人陈某某独自一人拿包步行,且步态不稳,便将陈某某诱骗上车。在行驶过程中,曾冠钰发现陈某某醉态明显,于是将车开至海丰县公平镇后山村一桥下停车后,曾冠钰摸陈某某胸部,陈某某下车后,曾冠钰又上前将陈某某摔倒,把陈某某的裤子脱掉,企图强奸,但遭陈某某极力反抗,并称要报警,曾冠钰遂萌生杀人灭口的念头,从路边捡起一水泥块,朝陈某某头部猛砸致陈某某死亡。随后,曾冠钰把尸体装进小汽车后尾箱,驾车将尸体抛至汕尾市城区红草镇路边一处堆放建筑垃圾的山坡地,并用建筑垃圾将尸体掩盖后返回家中。曾冠钰作案后,将被害人遗留在其车里的一部苹果6手机留作已用。经鉴定,该部手机价格为2900元。

  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起诉被告人曾冠钰。在一审庭审中,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曾冠钰还构成强奸罪,并在开庭时组织控辩双方就强奸罪问题展开辩论,但公诉机关坚持认为曾冠钰不构成强奸罪,不以强奸罪指控。

  二、裁判

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曾冠钰将女青年诱骗上车后,用手摸该女青年的胸部,并欲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在遭到被害人的拒绝后,被告人曾冠钰继续拉扯,将被害人摔倒在地,强行脱掉被害人的衣裤,又遭到被害人强烈反抗并声称要报警,致被告人曾冠钰强奸的犯罪行为未能得逞。随后,被告人曾冠钰因害怕其罪行败露而另起犯意,产生杀人灭口的念头,持水泥块猛砸被害人的头额部,致被害人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该行为不属于犯意转化,被告人曾冠钰的行为符合强奸罪(未遂)和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被告人曾冠钰作案后,还将被害人遗留在其车里的一部价格为2900元的苹果6手机非法占有,其行为又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对被告人曾冠钰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盗窃罪进行定罪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冠钰的行为只构成故意杀人罪、盗窃罪不当,应以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判决。故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冠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但没有认定被告人曾冠钰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不当,予以纠正。被告人曾冠钰所犯强奸罪系犯罪未遂,依法给予从轻处罚。被告人曾冠钰的亲属与被害人的父母就经济损失赔偿数额达成了和解,赔偿款已支付完毕,对被告人曾冠钰判处死刑可不必立即执行。故判决:被告人曾冠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二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曾冠钰未上诉,检察院亦未抗诉,故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曾冠钰的死缓刑。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曾冠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盗窃罪适当。但原判认定被告人曾冠钰构成强奸罪的判决,超出了原审公诉机关的指控范围,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故判决:撤销原审判决对被告人曾冠钰判处强奸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被告人曾冠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二千元。

  三、评析

  本案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争议焦点是一审法院在公诉机关起诉的罪名之外,能否增加罪名,并对被告人恪以刑罚。

  检察院只起诉了被告人曾冠钰构成故意杀人罪与盗窃罪,没有起诉强奸罪,但一审法院审理时认为曾冠钰在构成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的同时亦构成了强奸罪,在公开庭审时,引导公诉机关与辩护人就被告人是否构成强奸罪进行辩论,然而公诉机关在庭审辩论时仍坚持被告人不构成强奸罪,认为强奸只是被告人引起故意杀人罪的动因,被告人有强奸的犯意,但尚不构成犯罪,应该作为故意杀人的一个情节予以考虑,没有必要单独量刑。辩护人亦持同样的观点。但一审法院在合议时还是按庭审认定的事实以强奸罪对被告人恪以刑罚,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可以在起诉罪名之外增加被告人的罪名,主要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根据该款解释,人民法院可以改变检察院起诉指控的罪名,按审理认定的罪名判决,改变也包括增加。只要检察机关起诉了犯罪事实,即使在罪名上没有指控相应的罪名,审判机关在程序上保障了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基础上,就可以增加罪名。况且该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也对新发现犯罪事实作出了规定: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或者在七日内未回复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本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作出判决、裁定。这也说明最终的判决或裁定是由法院来决定的,这也便于发现漏罪,惩治、打击犯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法院不能在检察院指控罪名之外增加新的罪名,主要理由如下:

  1.从审判模式层面看,有违法院中立地位。法院是被动受案,不是主动追求案件;公安机关是发现犯罪,主动侦查;检察院是负有公诉及监督职责的司法机关,监督即具有对犯罪行为纠正的主动性;而法院是审判机关,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性,一般法院对案件不告不理,也即不主动审理案件。刑事审判中公诉案件一律由检察院审查决定,自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后,法院才开始立案;自诉案件则必须由自诉人向法院起诉才能引起案件的受理。如果法院主动寻求审理案件,容易产生隧道视觉的效应,则不可避免地形成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对案件难以作出公正的处理。因此在诉讼过程中,设计了控、辩相对平衡,并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模式,公诉机关与被告人、辩护人针对事实与证据进行指控与答辩,法院居中裁判,这样可以尽可能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限制公权力,保障被告人人权及合法的诉讼权利。

  2.从法律层面上看,审判机关认定罪名与公诉机关不一致的情况如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对此种情况规定:应当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但在程序中又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前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必要时,可以重新开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进行辩论。由此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审判机关可以改变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但在程序上又作了一些限制,即为了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权,必须引导控辩双方互辩,在作出判决前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该条司法解释,也是审判机关可以按审理认定的事实与罪名来判决,改变起诉罪名的法律依据。但是改变是否包括增加罪名呢?即A变为B,还是A变为B和C,或是A变为A和B,没有明确规定。通常来看,罪名的变更,是基于同一犯罪事实的不同认识,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产生分歧;一般是犯罪构成特别相似的两种罪名,如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抢劫还是绑架,非法持有毒品还是贩卖毒品等。而增加新的罪名,意味着有新的犯罪事实,超出了检察机关起诉范围。该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审判期间,人民法院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或者在七日内未回复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本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作出判决、裁定”。该条解释中新的犯罪事实,在实践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起诉书中没有涉及,但法院在审理时另行发现被告人有其他犯罪。对于这种情况,意见比较一致,法院需按程序建议检察院补充起诉或者变更起诉,如果检察院不同意、也不起诉,则法院不能审理。另一种是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已认定有事实并予以描述该行为,但未按犯罪来认定罪名。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又有不同认识,即存在可以增加罪名与不可以增加罪名的分歧。根据最高法院刑诉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的内容来分析,可以推断出如下意思:首先,法院建议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的,检察院不同意或者七日内未回复,即可以认为检察院不同意追加起诉新罪,那么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范围来审理,即审理内容只能是检察院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并不是法院自己审理发现或认定的犯罪事实,即使起诉书中有其他犯罪的事实描述,但没有指控相应罪名,审理也不能超出指控范围。其次,在作出裁判时要依照该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但纵观第二百四十一条三款九项全部内容,只有第二款第二项是改变罪名的条款,该款、项并不涉及新发现的犯罪事实与罪名,而其他条、款、项均不涉及检察院起诉外的事实与罪名。退一步来讲,如果法院在检察院不同意补充或变更起诉的情况下,直接审理新事实并增加被告人的量刑,那本条征求检察院意见则显得画蛇添足,没有必要。所以从这两个条款(第二百四十三条、二百四十一条)可以推定法院即使发现检察院起诉书中有漏罪的现象,也不能在检察院没有起诉的情况下主动审理并增加对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

  3.从法理及司法实践层面看,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已得到共识,在程序法中也一直有体现。比如法院审理案件范围受限,不能自行主动惩罚犯罪。刑事案件一审时法院不能对没有起诉来源的案件主动立案;二审案件法院审理案件时遵循上诉不加刑的原则,即除了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的案件外,法院二审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再审案件,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法院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再审决定书或者抗诉书只针对部分原审被告人的,不得加重其他同案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些规定,都体现出一个特点,即法院审理案件的被动性,即便发现被告人有漏罪或量刑过轻,一般只能纠重而不能纠轻,二审限于一审,再审限于原审,而一审限于指控范围亦是符合法理要求,所以法院对被告人的审理应在检察院的起诉范围之内,法院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对检察院起诉的罪名做一些调整,但不能增加事实与罪名,更不能就增加的罪名对被告人恪以刑罚。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院在检察院起诉的范围之外,可以增加罪名并对被告人恪以刑罚,也难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增加罪名的数量以几个为限,是否法院发现被告人有多起犯罪事实,都可以不经检察院起诉,直接判决。又如检察院起诉了一个轻罪,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另犯有重罪,检察院拒绝补充起诉,法院是否可以直接以新发现的重罪对被告人审理及量刑,这些问题都值得商榷。结合本起案件,一审庭审辩论时公诉人与辩护人、被告人均在同一战线,站在了辩方的角度,控、辩双方的对立实质并不存在,而审判人员主动要求增加罪名,实质上又扮演了控方的角色,具有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合议庭合议时难免带有先入为主的主观特性,容易从有罪证据考虑,自然打破了控、辩、审的庭审平衡,居中裁判便无从谈起。因此,二审法院综合考虑到上述原因,依法改判被告人曾冠钰不构成强奸罪。

(作者单位:省法院刑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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