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论法”的思维进度

作者:何键、凌蔚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5-18  浏览次数:3454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地方法院法律适用方法的实证研究

何键、凌蔚

 

  法官判辞本应法理明晰、论理周延、字字珠玑。现实却甚残酷,诸如“彭宇案”、“于欢案”一审判决书,社会评价却滑向反面——法官何辜哉?平心而论,症结在重查证不重论证也。这是个别法官特性还是某种共性呢?本文于考察国内法官法律适用现状基础上展开分析并有所借鉴,以期提供全新思考方向。

  一、实践考察:法官“论法”现状

  法官裁判过程,大致可分为审理证据、查明事实、抽象要素、代入法律与行为定性五大环节。其中将事实要素代入法律的论证过程,学界称之为“法律适用”,笔者形象地称之为“论法”。法官“论法”目的是,在事实行为与法律条文规定间构造逻辑联系,为裁判结果寻找正义支撑点。刑事法官“论法”主要体现为裁判文书论证罪与非罪、罪重或罪轻的过程。

  (一)法官“论法”的内涵、分类与地位

  当前我国法官裁判主要遵循司法三段论的逻辑推进模式,首先根据已查明事实(小前提S)寻找与之契合法律规范(大前提T),然后法律加工(如法律解释、证据证明等),判断S是否等于T,得到能否推导出R的结论。

  裁判文书“论法”可再现法官裁判时心证历程,是法官裁判的正当性基础。实践中案件事实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与法律自然契合的事实。即案件事实能够直接被法律条文所描述并概括,任何具有基本文化水平的公众都能够毫无障碍推出S=T(或者S≠T)的结论。二是与法律逻辑契合的事实。即案件事实与法条概括性表述间不能建立唯一的、排他的逻辑联系,需要法官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理论素养、社会阅历等,借助一系列方式、手段、技术、措施和程序设计,方能作出独立价值论断

  “根据即是有一个后果的东西”,“根据之所以是根据,即因为它有提出理由的能力”。自然契合自无须过多论证即可得出公众认同之正义结论,而事实与法律是否需逻辑契合,则受语言局限、涵摄漏洞与价值冲突等因素影响,易遭遇“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价值判断难题,需法官落槌“论法”。但即使在英美法系发达的判例法中,亦无法织就无所不包的“论法”之网,引导法官作出无往不利的裁判论证。这正是疑难案件主要诱因之一,亦是法官裁判易受公众干扰并引动舆情的主要类型

  以“论法”目的为标准裁判文书可分为单一论法与复合论法。也即有的裁判文书仅单独一项论法语段,有的裁判文书则可找出几个针对不同问题的“论法”语段。下文首先关注相关小语段常出现的问题。

  (二)当下法官“论法”之流弊

  无论民事、刑事亦或行政审判领域,“论法”之道皆有一定共性。但共性问题仍需一定角度切入。考虑我国刑事审判起步较早、相关规范体系较为完备,刑事裁判文书逻辑亦更谨严,“论法”语段先由此处切入。

  1.热点案件中的“论法”困局。

  我国非判例法国家,经典“论法”语段或如流星般闪过,照亮了个案之世界;稍留意新闻,市民长久热议的判决“论法”语段多为反面教材,值得深思。

  【案例一】于某在被涉黑团伙围堵要债过程中,目睹同样被非法控制人身自由的母亲遭受侮辱,在出警人员草率离开现场的情况下,抓起水果刀捅刺催债团伙成员,致使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该案的一审法官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1)悖离事实论理。

  【论法一】定罪时,法官如是说:“被告人于某面对众多讨债人的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致一名被害人死亡、二名被害人重伤、一名被害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本案系在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不正当方式讨债引发,被害人具有过错,且被告人于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中法官抽象出三个事实要素:一“不能正确处理冲突”,二“持尖刀捅刺多人”,三造成严重后果。第一个要素属于主观事实,后两个要素属于客观事实。即在认定主观故意方面,法官认为“不能正确处理冲突”这一事实可推导出存在伤人故意的结论。但字面解读“不能正确处理冲突”言下之意,存在不必实施伤害而达到让涉黑团伙自动放弃违法行为的其他合理、合法途径,但于某没有选择?这显与客观事实相悖,事前于母拨打市长热线求助无效,警员到场后控制现场亦不力,于某还有其他怎样合法有效途径可自救?这正是相关论断被网络“水军”和“段子手”们借题发挥、恶意调侃的主要原因。

  (2)推断步骤跳跃。

  【论法二】对于能否认定正当防卫,法官如是说:“被告人于某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某与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紧迫性,所以于某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

  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事实后法律意见却混杂在事实评述中一笔带过。法官首先抽象出不存在防卫紧迫性的法律事实,未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某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进行法律定性,直接跳到“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的法律结论,即直接认定不正当后径行驳回了被告方关于正当防卫的辩解。

  2.普通案件中的“论法”困境。

一两个典型案件难以反映当下法官“论法”全貌。笔者选取所在中级法院2016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的所有651份刑事二审文书为样本,考察裁判说理中“论法”的比重。排除22份发回重审裁定、177份允许撤回上诉(抗诉)裁定、85份减刑假释案件,共367份有效样本10,包含752个说理语段,其中241个语段用于“论法”,约占总数31.6%。其中亦发现前述于某案存在的悖离事实论理、推断步骤跳跃情况11。较为集中的有以下方面:

  (1)“审查”代替“论证”。

  【案例二12】甲坐长途大巴时趁乘客乙不注意,取下乙放在行李架上的电脑包,窃走包中美金4万元等物后将包放回原位。乙在旁人提示下取包检查。甲见状又偷偷将赃物放回乙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乙发现后自行取回。

  【论法三】二审时,甲上诉称没有盗窃故意,且赃物始终处于被害人控制之下,其无罪。法官如是回应:“视听资料清晰完整地再现了上诉人盗窃的经过,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相关物证、书证能加以佐证,上诉人的供述及辩解亦能印证视听资料中上诉人实施的部分行为,故本案证据已经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足以认定上诉人盗窃的事实。”

  甲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无异议,对定性发表上诉意见。法官着大力论证定案证据确实、充分,始终未见正面回应以何依据认定张某主观上非法占有之盗窃故意,亦未从法律上判断赃物是否脱离被害人控制,即未针对上诉人提出的犯罪未遂意见回应,即直接得出“足以认定”结论。通篇读来顿生“鸡同鸭讲”、“各说各话”之感。张某收到该裁判文书恐难服判。

  (2)淆定性裁量事实。

  【案例三】丙承揽某公司仓库的阁楼搭建工程后,临时雇请未取得职业资格的丁负责电焊作业。作业时产生的高温焊渣溅落到仓库墙外卷闸门外假的泡沫饭盒,引发火灾,造成公司库存的塑料物品全部烧毁。

  【论法四】对于丁不需要承担刑法责任的上诉意见,法官如是说:“丁明知自己没有焊工从业资格,违规进行电焊施工,因而造成严重火灾后果,是本案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之一,所以丁的意见理据不足。”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就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并不需要认定丁是否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换言之,即使不是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只要参与了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生产、作业,亦构成该罪。本案中,法官将量刑参考事实——是否为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放到了定罪论法环节,极易给不熟悉法律的市民造成必须是事故直接责任人才可能构成该罪错觉。

  二、现象透视:法官“论法”的本土困局与域外经验

  在裁判文书全面上网之大背景下,诉讼文书论法说理势必遭遇“放大镜式围观”。“论法”之路上先有“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14引发道德危机之鉴,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15之争议,能否“论”好法律规范与查明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愈来愈不容忽视。

  (一)反思:法官“论法”阙如之诱因

以上种种,法官“论法”的相对独立性和价值位阶尚未引起立法者及司法者足够重视,导致当下司法裁判“论法”时流弊甚多。欲“拨乱反正”还需厘清其中深层次原因:

  1.论证逻辑模式陈旧。

  我国法官“论法”的逻辑模式,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宣示罪行——宣布罪状——宣判刑罚”三段论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演化为“查明事实——核实证据——定罪量刑——宣判刑罚”四段论模式并沿用至今,是原来以侦查为中心16司法模式的产物。思维惯性伴生思考惰性,许多法官由此养成以事实和证据为中心的办案习惯,耗费主要心力把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认为只要抽象出法律事实要素必理所当然与法律规范自然契合,无需针对具体如何定罪的问题展开论述,因而忽视“法律适用”是否精准的问题。换言之,目前不少裁判文书未从法条原文“抠要害字眼”,说明时缺乏论证支点,所表述的争议焦点、争议的法律关系、阐明支持或不予支持的理由等俱都脱离法律规定,仅凭就事论事即“自圆其说”。

  2.重解说道理轻论证法律。

  论证案件事实的法律关系,是法官职业必然要求。即使在普通法系的香港地区,陪审团皆为当地法律素质较高人士,他们理解法律尚且依靠法官专业指引,可见解说道理与论证法律实为两码事。直白地从字面意思理解当下加强“判决书说理”的要求,亦必然包括了讲说道理和论证法律两部分内容。然“据常理推断”引用经验法则就事论事易,诠释对法律条文精髓的理解和运用难。17以至相当部分判决或避而不谈,或不自觉使用经验法则18代替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诠释。对法律适用方法的运用仅局限于裁判者分析、合议案件,忽视逻辑过程归纳及在裁判文书上呈现方式,是以往研究一大盲区。现实中说理与论法多混为一谈,甚至用说理替代论法的观点屡见不鲜19。在潜意识里,似乎像居委会大妈般把法律规定当生活道理循循善诱,公众自然拥护遵循。一提到“加强判决书说理”,有些法官首先想到的是引用道德规范劝导,还有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被告人浪子回头等。在当下法官论法说理水平良莠不齐、未设置说理考核标准的大背景下20,不少法官因顾虑说多错多惜字如金,更遑论将纯粹法律理解与适用的论证心路外化于文书之上。

  3.绩效失察难育工匠精神。

  数字仍是衡量法官工作绩效的“硬杠杠”。审判管理考核主要看重结案数、收结比和发改率,缺失法律论证过程既不会影响案件评查结果,亦非案件发改理由。如此考核“指挥棒”下肩负办案重压,法官们主要关心能否在审限内结案及结案速度、数量,撰写判决书时喜用“要素填空法”,把案发经过、质证内容、适用法条、从轻情节与刑罚结果快找快填以赶进度。久而久之,制作判决书成了“照方打字”式的“法院制造”,辩证思维论证法律的“法官智造”难觅生存土壤。如今粗放式批量生产的“多快好省”型司法产品早不敷“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21”的要求。值此举国上下讴歌“大国工匠精神”,赞美那种几十年如一日创造精品技艺的高尚品格之际,倘判决还满足于“数量取胜”显然落后时代。

  (二)镜鉴:域外法官“论法”之模式22

  一如英国著名法官G.休厄特所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但倘当事人及公众不可见法官求取自由心证之逻辑正义,一来显与审判应公开、公正23之要求相悖,有伤司法公信力,判决说服力亦打了折扣;二来又为极少数法官对法律关系作“模糊化表述”,以于判决结果中偏袒被告人或被害人开了方便之门。在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文书良莠不齐的国内司法技术交流大环境之下,我们不妨转身看看香港地区法官的“说法”细节,看是否有可能用一目了然的逻辑推演诠释复杂深奥的法律涵义。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是香港地区一项普通法罪行,终审法院曾以判例形式为该项罪名确立五大要素:公职人员、事件跟公职有关、蓄意行为失当、无合理解释、失当行为严重。

  2015年10月,香港律政司检控前特首曾荫权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三宗罪。第一项控罪本文略过不谈。第二项控罪指被告在行会商讨及批准“雄涛”申请数码牌照时,无合理辩解下故意不向行会申报他和“雄涛”即后来改称“香港数码广播”的主要股东黄楚标有物业往来,即其曾租住黄旗下深圳东海花园一个6000多呎单位。第三项控罪指被告建议和批准建筑设计师何周礼授勋时,无合理辩解故意不申报对方曾为其在深圳住宅作室内设计。

  针对第二项控罪,陪审团难以确定属于“疏忽漏报”还是“蓄意不报”,向法官求助。法官释明指,在类似多次会议中,被告均如实披露“几十港元”十分细小之利益关联,涉案重大利益关联竟反“漏报”。最终陪审团以8:1大比数判定该项控罪罪名成立。

  针对第三项控罪,辩方举证辩称何之业绩确对社会有贡献,漏报未影响相关授勋。陪审团请求法官举例引导,第三项原则中的“蓄意”和第四项原则中的“没有合理解释”合起来怎样理解。法官以“中学生考试不合格,冒爸爸在成绩表上签名”为例解释“蓄意”,提示陪审团“如该中学生曾致电爸爸同意代签”,则“父亲同意代签”为“合理解释”。陪审团一致裁定该项控罪罪名不成立。

  三、命题求解:事实契合之法律论证

  倘权将息诉罢访、领导过问这类法外因素搁置,单纯求解一个从“起诉有罪”到“判决有罪”或“判决无罪”的公正命题,则这道从待定罪到确定罪的几何公式为必证。刑法适用遵循严格的罪行法定原则,对法条原文中一段表述甚至一个词语的含义诠释能否与查明的案件事实相匹配,足以直接影响罪名是否成立,这为从锁定核心表达入手“钉下”论法支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修正逻辑:于假设中求证定理的“闭环三步法”

  前述案例中,陪审团合议时并未落入“中国式会议”陷阱,与法官对讨论的双重引导有关。法官先引导陪审团将对案件事实的分歧聚焦到法律条文关键性表述上,再以诠释法理依据结合事理分析方式引导陪审团得出“是”或“否”结论。其逻辑脉络相当于求解一道从可知到已知的几何证明题之论证说理方式。笔者将这种确定罪与非罪的解题步骤概括为“闭环三步法”:

  第一步:解题必要条件——聚焦关键性表述

  从控辩双方理解适用法律根本分歧出发,在关联法律条文中确定关键性表述。焦点词常表现为定罪词或非罪词,一般一个条款中可提炼出一个或数个焦点词,但焦点词不能孤立理解,须结合关联条文甚至总则规定全面解读。

  第二步:解题充分条件一——补全缺失节环

  结合事实、证据、主客观要件、从轻从重事由等庭审查实的案件要素,围绕焦点词展开匹配论证。若可与司法解释或在  先案例相匹配,直接引用司法解释条文补全缺失节环,案例则在合议笔录中援引。

  第三步:解题充分条件二——合拢闭环

  籍经自由心证建构逻辑闭环,完成裁判目标求解(详见图一)。坚持形式正义是按照既定法律规范裁判案件,追求一种外在规则的普遍适用,而坚持实质正义是根据主观正义价值及其具体实质标准处理案件。25论证罪与非罪之精髓,在于发现并善用形式正义中隐藏的充要条件求解实质正义(详见图二)。

 

图一:法律适用逻辑循环

图二:认识论逻辑循环

  (二)革新技巧:法官“论法”逻辑演绎

  从现状出发参考普通法地区围绕法律条文争议性表述阐发罪与非罪论证之理念可推知,扭转当前判决书难以体现法律适用逻辑的可行方式为:有效引导、充分整合各刑事诉讼参与人对法律条文关键性表述的分歧焦点,根本变革旧有判决书事理分析与法律分析混杂,甚至以前者取代后者论罪方式之痼疾;确保庭审中控辩双方交锋过的法律意见分歧在判决书中有明确答案,以对法条的严谨解读及适用扭转裁判者用事理论证偷换法理论证的惯性思维。

  1. 革新观念:清晰划分事理论证与法律分歧论证之界限。

  裁判者需就罪与非罪展开论证的要点包括:⑴在庭审中将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发表的法律适用意见引导到对条文关键词的理解上。⑵引导控辩双方分别对对方关于关键词的理解进行否定,促成对抗。⑶在判决书的“被告人辩称”、“辩护人辩称”中归纳相关法律意见。⑷在被告人和辩护人辩解意见后将公诉人回应的法律意见以“公诉机关驳称”引出专门段落归纳。⑸在法律论证前以“经审理查明”引出一段对案件的事理论证,如仅凭法律论证已可得出有罪或无罪结论的,事理论证可省略。⑹在“本院认为”前专设一段法律论证,以“本院将刑法条文中对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性表述确定为第XX条XX款的XX”开头引出合议庭对相关表述达成的结论性意见。⑺“本院认为”后集中论述刑罚的从轻、从重、减轻等法定理由,最后援引法条定罪量刑。

  其次,受制于判决书的篇幅和任务,落笔时应注意:一只立论不驳论,点到即止不展开。围绕选定一或几个焦点词论述,结合查明案件事实用几句话扼要阐明裁判者对其适用理解即可,语言风格宜简练锐利,既避免写成“法学论文”式长篇大论26使人读来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又防言多有失,被别有用心者抓住其中一两处措词“马脚”借题发挥。二避免渲染个人情绪化和带偏向性的表述方式。判辞语气中立本属法官恪守中立之根本立场,应避嫌公众过度解读有偏袒一方之虞。

  再次,无论各级人民法院抑或法官自身,俱应有颗“大心脏”,有种“大道义”的“大担当”。对法院而言,刑事裁判文书除《刑法》第一条规定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外,更承载就案说法、统一实践中法律认识分歧之责。通过正确诠释适用法律,弘扬立法宗旨,依法实现法律正义,增强公民法制信心,为社会树立法制信仰,警惕西方反华敌对势力就个案炒作 “人权”问题,并避免刑事判决与民间长久传承的公序良俗发生抵触27

  2.重树原则:服务于一线审判。

  所谓“存在即合理”28,任何脱离现实语境的夸夸其谈俱必空谈误国。若不能正确理解审判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不能契合一线审判业务部门的办案环境,革新设想再美好也无法获取现实生命力。偏论事缺论证、见情理难见法理的判决书表述模式沉疴日久,“药到病除”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承前所述,将含混笼统的“定罪量刑”一分为三,在“核实证据”后先作“事实论证”,再增设诠释法官对法律条文理解适用的“法律论证”,在“宣判刑罚”前专述“量刑论证”,把“四段论”升级为查明事实——核实证据——事实论证——法律论证——量刑论证——宣判刑罚之“六段论”,势在必行。

  但是否所有刑事判决书都要“一刀切”强推“六段论”,统统“加强论法说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有且只有被告人不认罪、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检察机关不撤诉不变更罪名而法院又需要作无罪判决或更改判决罪名的这三类案件才要做加法,以“六段论”做精做细;而简易程序案件以及被告人认罪的普通程序案件恰恰要做减法,做简做快。如此才不连累本已超负荷的法官们作“无用功”,才得一线审判团队衷心拥护。

  3.重构方式:厘清各诉讼参与要素之作用边际。

  ⑴掌控关键分歧。庭审对抗中控辩双方必然擦碰出大量“火花”,哪些是细枝末节分歧甚至胡搅蛮缠,哪些事关罪行是否成立之关键性分歧点,裁判者都要了然于胸,庭审中重点查明后者。以于某案为例,若裁判者内心确信“于某所犯故意伤害罪后果严重,应当承担与其犯罪危害后果相当的法律责任”,以“不能正确处理冲突”这类模糊化语言论定罪责易激反弹,须由庭审讯问被告人取得其诸如“报复、泄愤伤人”等故意伤害成立要件方具足够说服力。

  ⑵法官指引。审判实践中不易从被告人口中直接问得关键信息,狡辩、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它是常态。有的辩护人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发表意见却大多无关定罪量刑。有的公诉人受业务能力所限不能当庭口头回答其对法条的理解,须“回先单位研究”。法官应将双方关键分歧归纳至极简,并确保俱获确定性答复。

  ⑶裁判者中立。法条行文简洁扼要多具概括性,因不同利益站不同立场,进而持不同理解乃正常。正所谓“法理越辩越明”,基于法理和立法宗旨阐发之论证才天然中立,而引用日常经验法则所得推测作定罪参考尚可,直接用于论断定性则易授人以“偏袒被告人或被害人”之柄。诉求未获满足一方难免要对法官未采用于己有利的经验法则定案表达不满。

  ⑷合议庭多数意见定谳。在现行合议庭负责制下,各成员常对疑难复杂案件持不同意见。假设三位合议庭成员分别提出三种意见,则应以讨论后达成的多数共识为准;不能形成多数意见的审判长宜视个案情况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⑸意见完整保留与论点明确的统一。归纳关键分歧为焦点词时,控辩双方法律意见要完整保留。即使被告人、辩护人甚至公诉人所发表的对法律理解明显错误亦应保留,反可映照出裁判者的专业性和以审判为中心的权威地位,是生动的普法教育课。当然即使转述错误论点时也不能模棱两可。

  ⑹段尾定论。宜结合确定的多个焦点词在不同分句中独立论述,所有论述又都集合在同一自然段中表述完成。段落最后要对论述定性。定性的表达一般分三类:本案不符合适用某条款的条件;本案符合适用某条款的条件;本案符合某条款的立法宗旨。

(作者单位: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孙欣

 


 

1、《如何看待于欢案及其一审判决?》,载《知乎》网站,

http://www.zhihu.com/question/57563192/answer/153435016,2017年7月2日访问。
2、雷庚:《法官判决说理方法的法治化研究——以“郁祝军案”为分析对象》,载《公法研究》2015

年第1期。
3、如判断某行为是否构成决水罪等。
4、吴建功:《法律适用方法的正当性标准与实践性要求》,载《求索》2012第10期。
5、如论证某行为是否为自首等。
6、【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61-262页。
7、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235页;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8、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公众意见在疑难案件裁判中的定位及其运用,其研究思路与结论大致概括了法律

之外其它因素作为裁判理由情况。陈林林:《公众意见在裁判结构中的地位》,载《法学研究》2012第

2期;陈景辉:《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之反省》,载《法学研究》2009第4期。
9、详见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5刑初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10、其中包括221个回应量刑问题的语段,238个回应认定法律事实的语段,7个回应程序问题的语段,

55个回应采信证据的语段与241个“论法”语段。
11、受限于收集样本的片面性,目前法官“论法”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但并不限于以下

几种情况。
12、由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由”+“二审”+“2016”等四个关

键词进行搜索,得出的裁判文书库中相关案件中提炼出来。例证四的来源与本例证相同。
13、在刑事领域,定性就是指定罪,裁量就是指量刑。
14、彭宇案详见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
15、武文浩:《判决要不要“诗意”——对“诗意判决”网络走红的思考》,载《公民与法(法学版)》

2017第1期。
16、陈瑞华:《论侦查中心主义》,载《政法论坛》35卷第2期。
17、相关裁判实践和探讨详见吕翰岳:《法律适用方法教育之提倡》,载《中国检察官》2014第1期;

朱林海:《商事仲裁裁决法律适用方法研究》,载《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4卷第3期;李贤华:

《在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中创新法律适用方法》,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2期;刘志刚:《行政

职务行为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方法》,载《甘肃理论学刊》2014第6期。
18、毕玉谦:《论经验法则在司法上的功能与应用》,载《证据科学》2011第2期。
19、洪凌啸:《刑事判决说理机制实证研究——基于最高院六个指导案例的视角》,载《学术探索》

2014年2月;刘婷婷:《负面“后裁判效应”的预防——以刑事判决说理对民意的回应为视角》,载《

尊重司法规律与刑事法律适用研究(上)——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485-495页。
20、李晓东:《要为判决说理提供制度保障》,载2013年12月8日《人民法院报》。
21、卫建萍、王旭:《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载2013年1月22日《人民法院报

》。
22、详见香港翡翠电视台2017年2月25日《新聞透視》栏目之《特首案》,以及《曾荫权被判公职人员

行为失当罪》,载2017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23、姬忠彪:《审判方式改革深化 审判公开公正文明》,载2003年3月11日《人民法院报》。
24、这种会议形态被描述为:“要么是位高权重的人垄断了会议,要么是与会的各方争吵不休,不欢而

散,没有结果。与会者不会发言,不会动议,不会辩论……”详见【美】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

规则》第10版,袁天鹏、孙涤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导读。
25、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期。
26、史兆琨:《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过当——最高检公诉厅负责人就于欢故意伤害案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载2017年5月29日《检察日报》。受访人分别从防卫的意图、起因、时间、对象、结果等方面,运用类似研究法学问题模式以数千字篇幅详细论证案件法律要素与事实要素的结合适用,因篇幅表达及文书制作规范限制,显然当前刑事判决书尚未具备套用这种“最优论证模式”的条件。
27、 参见百度搜索上新华社、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和新浪、网易等网络媒体对“于欢案”一审判决的讨论及知名“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的炒作。
28、原文为: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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