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国籍认定的几个原则

作者:谭双堰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8-04-19  浏览次数:3888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涉外刑事案件审理有特殊的程序要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都对此作了规定。审判实践中,这些特殊要求集中体现在领事通报、领事和家属探视权保障等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多国籍和国籍不明的情况越来越多,直接影响了各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的程序选择。笔者试从近年出现的典型案例出发,结合现有规定和实践做法,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近年来出现的若干典型案例
  案例1:吴某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3月间,吴某在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以先履行小额合同的方法,诱使被害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诈骗被害人人民币25万元。另查明,吴某于2015年通过投资取得几内亚比绍国籍,但一直在中国居住。
  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吴某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该案在审理期间,吴某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吴某系外籍被告人,要求适用涉外案件审理程序。
  案例2:邝某于1997年10月至2014年1月担任我省某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法院审理查明,邝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20万元;此外其还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3支。另查明,邝某于2007年取得美国国籍。此后,邝某曾因回国到我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申请签证,领事馆要求邝某交回中国护照。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邝某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该案在一、二审期间,美国驻穗领馆多次向我院发出照会,申请对邝某进行领事探视。
  案例3:仇某原系我省某市某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案发时已退休。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2年期间,仇某利用职务便利,贪污人民币108万余元,受贿人民币28万元、港币2万元。另查明,仇某在退休后取得加拿大国籍,并长期在加拿大居住,但一直未注销中国户口,期间仍享受原单位的退休待遇。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仇某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该案在一、二审期间,加拿大驻穗领馆多次向我院发出照会,申请对仇某进行领事探视。
  案例4:加某具有法国和菲律宾双重国籍。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3月,加某持菲律宾护照乘坐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入境。入境时,加某走无申报通道,海关人员在其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查获夹藏的毒品甲基苯丙胺1000克。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加某具有菲律宾国籍,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案件审理中,及时依照相关规定通知了菲律宾驻华代表机构。
案例5: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5月,阮某故意伤害他人,并致一人重伤。从侦查阶段开始,阮某一直自称系越南公民,于2012年偷渡至我国境内,但相关证件已遗失。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阮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在裁判文书中载明:“被告人阮某,越南国籍(自报)”。案件生效后,相关看守所来函反映,对于裁判文书载明自报国籍的被告人无法送监执行,商请法院作出补充裁定。审理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有关规定,依法作出补充裁定,认定阮某属国籍不明。
  上述案件均是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在被告人国籍认定问题上存在争议的案例,不仅给审理法院选择审判程序制造了困难,而且相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反复要求行使领事探视权,处理不慎极易引发外交事件。
  二、认定涉外刑事案件被告人国籍时应当把握的原则
  目前,刑事审判中有关国籍认定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80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归纳起来看,国籍法与涉外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国籍认定有关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二是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最高法院适用刑诉法解释则用专章对涉外刑事案件审理程序进行规定,该解释明确:外国人的国籍,根据其入境时的有效证件确认;国籍确实无法查明的,以无国籍人对待。以上构成了当前涉外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国籍认定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由于实践中情况千差万别,加之国籍法规定较原则且缺少实施细则等问题,导致审判实践中仍有不少疑难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法律框架内,准确认定被告人国际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一)准确理解国籍法对丧失中国国籍条件的规定
  国籍法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是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具体体现。但是,实践中仍存在对该条规定理解不准确的问题。如,有人认为,因为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一个中国公民只要合法取得了外国国籍,即拿了外国护照,则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在刑事审判中也理所当然地应当认定该被告人为外国公民。由此,一些办案人员在对被告人进行国籍认定时往往只注重审查被告人所持护照、入境证件等书证材料,而忽视对国籍法中“定居外国”条件的审查。
  审理该类案件,应当准确、全面理解和适用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即丧失中国国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二是定居外国。对于实践中出现的虽已取得外国国籍,但长期在国内工作、生活的被告人,应当以其不满足“定居外国”条件,而依法认定其仍为中国公民。审理该类案件时,亦不应当适用外国人犯罪案件审理程序。
  前述案例1中,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材料证实,吴某在中国的户口状态为有效;吴某本人的供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吴某的出入境记录等证据证实,吴某于2015年通过中介机构,以投资方式取得了几内亚比绍国籍,拥有该国相关部门签发的护照,但其一直生活在我国境内,从未到过几内亚比绍。由于吴某不具备国籍法规定的“定居外国”的条件,因此,不能仅以其拥有几内亚比绍国护照即认定其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据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其为中国公民,并在案件审理中未适用涉外刑事案件审理程序。
  (二)重点关注国籍法对特殊人群的限制性规定
  根据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又定居外国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刑事审判中,是否对满足前述两个条件的被告人一律应认定为外国人,则还应着重关注国籍法第十二条的例外规定。籍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不得退出中国国籍。由此,对具有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身份的被告人,无论其通过何种渠道取得了外国国籍,均无需再去考证其是否满足定居外国这一丧失中国国籍的条件,而应直接认定为中国公民。审理该类案件时,也不应当适用外国人犯罪案件审理程序,前述案例2、3即属此类情形。
  案例2中,邝某系某地级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在案证据证实,该建筑设计院是国有事业单位。1997年10月,该市直属建设委员会任命邝某为设计院副院长(正科级),邝某依法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国籍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得退出中国国籍的规定,其虽合法取得了美国国籍,并多次持美国护照出入国境,也应依法认定为中国公民。案例3中,仇某原系某区国土局局长,退休后取得加拿大国籍并定居加拿大。仇某虽满足合法取得外国国籍、定居外国这两个丧失中国国籍的条件,但现有证据证实,吴某系以退休形式离开原工作单位,其退休后虽前往加拿大居住,但未注销中国户口,仍享受退休待遇,组织关系也未发生变更。据此,应当认定吴某仍具有我国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其所涉刑事案件审理中,亦应当认定其为中国公民。
  (三)以入境证件为标准认定国籍只适用于同时具有多个外国国籍的情况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对于被告人有多个国籍的,如何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准确认定被告人国籍,应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外国人的国籍,根据其入境时的有效证件确认。
案例4中,被告人加某同时具有法国和菲律宾国籍,但其持菲律宾护照入境我国,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在刑事审判程序中依法认定被告人加某具有菲律宾国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具有多个国籍的以其入境时所持证件为标准认定国籍是对被告人同时具有多个外国国籍的专门规定,如被告人同时持有中国护照和外国护照,则不能以入境证件为标准加以认定。
  (四)对于国籍无法查明的,不能以自报身份认定国籍
  一些外国人为达到长期在我国境内非法居留的目的,往往在入境后即丢弃护照,这类人员涉嫌犯罪被抓获后,大多无法通过有效证件来认定国籍。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国籍无法查明的,以无国籍人对待,适用本章有关规定,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国籍不明”。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定要特别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适用的前提必须是国籍无法查明。实践中,对于案卷中没有被告人身份材料和查证材料,检察机关直接以被告人自报身份起诉的案件,一般应当商检察机关退回侦查机关补查一次。经补查确无法查清的,可以认定为国籍不明。如在法院审理阶段,被告人或辩护人又提供证件号码、国内住址等其他线索,合议庭认为线索明确,有查证可能的,则应当及时报请省法院外事部门向该国驻华使、领馆发函查证一次。为避免案件审理过分拖延,对相关国家驻华使、领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答复的,则可以国籍不明直接作出判决。 
  二是即使国籍无法查明,也应当适用涉外案件审判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国籍无法查明的,以无国籍人对待,适用涉外刑事审判程序的有关规定。如,依法保障被告人家属的探视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国公民犯罪的案件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前,家属是不能探视被告人的,但在涉外刑事案件审理程序中,案件审判期间,外国籍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向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会见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妨碍案件审判的,可以批准。又如,审理涉外刑事案件,应当为外国籍被告人提供翻译,如果外国籍被告人通晓中国语言、文字,拒绝他人翻译的,应当由本人出具书面声明,或者将他的口头声明记录在卷。因此,实践中尤其要注意不能以被告人属国籍不明为由,忽视了前述程序性规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已经认定被告人为国籍不明,故一般不再需要向其自报国的驻华使、领馆通报。
  三是裁判文书必须载明“国籍不明”。对于该类案件,此前实践中有一种惯常做法,即在裁判文书首部用括号的形式以其自报国国籍认定被告人身份。如,“被告人阮某,男,越南国籍(自报)”。在新刑诉法施行前,该种做法是否妥当并无明确依据。新刑诉法颁布后,最高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颁布的适用刑诉法解释对此种情形做了明确规定,即应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国籍不明”。因此,在此之后的案件均不能再以自报国加括号的形式认定被告人的国籍。另一方面,实践中已经出现多起看守所商请审理法院出具补充裁定的案例。部分看守所称,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裁判文书注明自报国籍的,监狱一律不能收监执行。这种事后出具补充裁定的做法不仅浪费了诉讼资源,而且极不严肃。因此,对此类案件必须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裁判文书中注明“国籍不明”。
  三、当前涉外刑事案件被告人国籍认定的困惑和思考
  虽对司法实践中的几个突出问题有大概的梳理,但在现实中仍存在不少困难。主要体现在:当前,有很多移民海外的中国公民并不想被户籍部门发现,而是为了回国方便或其他原因努力争取保留双重国籍,主动退出国籍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根据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定居在外国, 二是本人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但是,何为定居外国却无明确规定。国籍法颁布于1980年,期间相关部门亦无出台实施细则。实践中一旦出现被告人合法取得外国国籍,又未申请退出中国国籍,且经常在两国往返的案例,认定其身份势必十分困难。
  查阅相关规定,申请退出中国国籍为行政审批事项,其办理程序是填写《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申请表》,提交要求退出中国国籍的书面申请及相应证明。受理国籍退出申请的机关在国内为当地市、县公安局,在国外为中国外交代表机构和领事机关。为在国籍认定中更加规范,更彻底贯彻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规定,根本办法是对国籍法的实施予以细化,特别是应当利用信息数据手段对加入外国国籍和退出中国国籍的程序进行明确。即,如果本人定居在外国,并获得了外国国籍,虽然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在程序上,还必须经过正式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生效,因为本人是否定居,是确定是否丧失中国国籍的法定条件,需要在申请中进行详细审查, 如果申请人确能证明自己已经定居外国,便可以认定该申请人已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可以对其退出中国国籍的申请予以批准,但在批准生效之前,其仍为中国公民。
(作者单位:省法院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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