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之思考

作者:钱翠华  信息来源: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17-10-11  浏览次数:1440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并运行以来,作为司法改革的先行者和探索者,在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的机构设置以及审判权运行机制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有一些困扰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因素。本文试从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立场出发,提出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既不是土围子的封闭化建设,也不是不加吸收的全盘西化建设,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应走特色化之路。

  一、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的正当性基础

  (一)一国主权之正当性基础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加以选择。这既是一国的主权要求, 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首先,主权之新使命:是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大局的新使命。2017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第三次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座谈会强调[ 《人民法院报》微信公众号,标题为《陶凯元: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2017年5月25日)。],要进一步把握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重大意义,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笔者理解,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意义,要从国家大局层面理解。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性强,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知识产权既是私权,但更是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制度工具,更应注重服务和保障创新发展和阶段性大局,这也正是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历史新使命使然。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要担负起服务和保障国家大局的新使命,为国家大局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与司法支撑。

  其次,主权之新要求:是顺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要求。全球经济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然会通过纠纷包括知识产权纠纷反映到诉讼领域,一定意义而言,知识产权案件是一个国家经济新业态发展的晴雨表。我国企业创新活力虽然活跃,但关键领域的核心专利技术的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在大差距,如何在专利侵权、专利确权、品牌打造上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鼓励创新,如何在裁判上体现司法引导、规范、鼓励诚实创新,亟需专业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定好位、行好责。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应定位于专业服务与保障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定位于专业服务与保障国内各领域改革发展特别是供给侧改革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定位于专业服务与保障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第三,主权之新需求:是知识产权保护内在需求凸显的新需求。其一,就服务和保障环境而言,伴随着制造中心由西方制造转向中国制造,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正处于转型的关键节点上。笔者在对高新技术企业、新业态发展中小型企业的调研中,深切感受到这些企业对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的深切呼唤,他们呼唤专业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他们呼唤符合本国利益助力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一定意义而言,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应反映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其二,就服务和保障国内企业而言,如何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如何为中小企业发展拓展空间保驾护航,如何服务国内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仅要在知识产权审判理念等软实力上不断更新,更需在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体制机制上的协调推进。

  第四,主权之新任务:是司法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新任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司法体制改革正在进行时。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担任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新任务,如何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已成为司法体制改革出现频率较高的字词,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担负着积极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新任务,要在示范作用上着力,推动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验。

  (二)全球普适性之正当性基础

  知识产权法院特色化建设,应立足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适性。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虽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但知识产权保护从兴起与发展具有国际性。当今,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知识产权规则与贸易规则、投资规则一起作为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1883 年)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89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年)、《世界版权公约》(1996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协议,1994年) 等为代表性的国际公约,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步入一个从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逐渐融合之路,那么,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于1993年8月正式签订、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8 于1993年达成包括知识产权的多种协议、美国301条款的影响存在、各国对新科技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积极,等等,让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各国企业的关注焦点,各国企业希望通过各自国家政府的力量, 让它们在国际上也取得相应的知识产权保障。而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障,应设立并服从一个独立的权威性的司法机构即专门知识产权法院, 由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来实施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同时,知识产权有效执行力需依赖于专业化的法官队伍, 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有效司法救济提供智力支撑。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应顺应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趋势,建设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统一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的、灵活的、有效的、普遍适用的知识产权审判组织、工作机制,并打造好知识产权法官职业化队伍,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竞争提供有效司法保障。

  二、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的现状与借鉴

  (一)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的现状[ 来自于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年会资料。]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的“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要求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分别于2014年11月6日、2014年12月28日、2014年12月16日挂牌成立。三家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入历史的新阶段。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从2014年11月成立至2016年,年收案超过建院时期4500件的2倍多,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2017年1-5月份,收案5757件,同比增长48.64%,结案2872件, 同比增长59.64%。案件总体特点,一审案件比重大,占80%,行政案件比重大,占73%,技术类案件比重高,占22%,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高,涉外案件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定位于“建设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知识产权专业法院”,并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有许多新亮点,如案例指导普适性,多举措、全方位、大幅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适用诉讼程序措施和证据规则、审理好技术类案件、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等等。2015年,平均判赔数额45万元,2016年,平均判赔数额139万元。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审理412起,参与保全和勘验22起,建立技术调查官+专业型人民陪审员+专家辅助人员参与技术类案件的审理机制,设立12个专门审理技术类的法官团队,2016年审结959件,同比增长70.5%,等等。目前正专项治理商标恶意注册、努力营造诚信公平的诉讼环境。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2月28日,行政管理、纪检监察、案件执行、法警和后勤保障与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合署办公,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下设审判业务庭(审判第一庭、审判第二庭)、司法辅助机构(技术调查室)。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定位于专业化、国际化、权威性、影响力,依托国际交流基地开展司法交流,全面建设智慧型法院。截至2017年5月底,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4156件,审结3520件。工作机制亮点,如推进“四位一体”(技术调查、技术咨询、技术鉴定、专家陪审的四位一体)技术事实查明体系的有效运转,技术调查官与专家陪审员同时参与庭审。其中,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案件51件,出庭67次,出具技术审理意见书和咨询意见书21份,参加证据保全、现场勘验、完成技术咨询和办理相关事务383次,等等。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挂牌成立,2016年办结案比2015年办结案超过44.62%,人均结案数207件,为全省法官人均结案数的1.54倍。两年半以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从全省法院遴选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87人,其中法官25人,平均年龄44岁,硕士以上学历占75%。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实行内设机构集约化,审判管理扁平化,按“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 模式组成27个审判团队,各审判团队相对独立工作,努力当好司法改革“先行地”、“试验田”,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服务和保障驱动发展。

  (二)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的战略意义

  首先,在落实国家改革战略上先行先试。设立三家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机构上的制度创新,是从司法保护体制上主动适应了国家改革创新发展的体制需求。知识产权案件在很多情况下会同时涉及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行政机制的问题和刑事犯罪的问题,只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才能解决审理程序及审理机构上各自为政的问题;只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才能通过最有效的、统一权威的司法机构运作和保障知识产权、激发社会创造力。三家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同时,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在国际上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带来更好的发展营商环境,在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事务中能有更多的发言权。

  其次,在优化审判资源配置上先行先试。三家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并运行以来,依法履职,公正、高效审理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在审判权运行机制上,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如在对综合部门的设置上,体现精简高效的原则,或与非专门法院合署办公、或大幅精简综合部门的设置;在对审判部门的设置上,体现符合审判规律的审判管理的原则,积极探索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全面落实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工作规则,注重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落实司法责任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审理,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职业保障等等各项改革,不断规范符合审判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探索积累成功经验。

  第三,在法官职业化队伍建设上先行先试。海瑞《治黎策》曰:“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人才是基础;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人才是保障。知识产权案件无小案,小案件孕育着大文章,知识产权裁判法官的法律素养、知识素养,应与科技发展同步。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主审法官遴选上,不是对原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简单归并,而是设定较高门槛、面向所在省(直辖市)进行公开遴选,并注重培养专家型知名法官,发挥知名专家法官的品牌效应、知识产权司法经验的溢出效应,打造专业化、职业化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为未来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布局以及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改革样本,取得显著成绩。但由于先行试点,目前只实行民事、行政“二合一”审判组织模式,还未推行“三合一”审判组织模式,与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所担负的新使命、新要求、新需求、新任务还不匹配。同时,由于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覆盖面小,难以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加大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力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三)他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的借鉴

  美国的法院系统中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知识产权案件均由联邦法院审理。1982 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法院改革法》,依据该法设立美国一共设有十三个联邦上诉法院,分别对应不同巡回分区,事实上,美国将所有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都集中到第十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进行审理。

  2005年4月1日,日本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但内设于东京高等法院之内,专门受理不服日本专利局做出处理的一审案件、不服地区法院作出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二审民事案件。在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工作的法官是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提名经内阁批准的名单中任命,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司法管理方面受最高法院监督。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国家,还有德国、韩国、泰国、土耳其英国、法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芬兰等国家。我国台湾地区也设立了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统一审理有关知识产权案件。各国将知识产权案件集中到有关法院审理已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他国知识产权法院特色化建设,笔者认为可借鉴之处至少应考虑两点:1、美国的司法制度与现行法院体系架构与我国当前的司法制度大为不同,但有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美国设立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法院,可以借鉴;2、日本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有较多相似之处,且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形式上跟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院与最高法院的关系相似,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属于最高法院的下属法院,受最高法院的监督,知识产权法官可以与有关法院的法官交流任职,可以借鉴,等等。

  三、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的构建路径

  (一)审判组织特色化的构建路径

  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应以战略眼光大手笔大布局与接地气考量因素相结合。

  首先,在审判组织层级上的特色化,知识产权法院宜设两级法院组织体系,属于最高法院下属法院,受最高法院监督,知识产权法官与其他法院法官可以交流任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设置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前述设置沿袭着我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传承,符合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国情及民众可接受度。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可参照前述组织体系,设知识产权法院(中级)、知识产权上诉法院(高级)两个组织层级体系,属于最高法院下属法院,受最高法院监督,知识产权法官与其他法院法官可以交流任职。鉴于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系最高法院的下属法院的设立定位,同时考虑知识产权案件特色与案件数量,不建议在基层设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而将基层知识产权庭内设于各地地方基层法院,依授权审理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但不属于知识产权审判组织层级,并根据知识产权时效性、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性强的特点,不建议知识产权案件反复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调解书,已经履行或者强制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以及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目前南京、苏州、武汉、成都、郑州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只能说是权宜之计,至少在审判组织层级上只是权宜之计。至于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布局,笔者以为,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既不能仅限于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也不能照搬现行法院的设置体系,即按照行政区域来设置,要考虑知识产权案件的特色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正如《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所强调的,“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

  其次,在审判组织布局上的特色化,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要考虑便民利民管辖因素。

  知识产权案件有其特殊性,涉及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诸多环节,若知识产权案件管辖过于集中,当事人跑断腿,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也得跑断腿。地大物博的国情,是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在审判组织布局上必须要考虑地大物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因素。现有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以及南京、苏州、武汉、成都、郑州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与民众的便民利民期望值还不协调。以深圳为例,据《深圳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6白皮书》显示,2016年,深圳新收知识产权案件17693件,审结14887件,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深圳未设知识产权法院,目前这一体制机制状况,无法满足深圳高新技术企业云集的司法内在需求。

  第三,在审判组织模式上的特色化,知识产权法院建设须实行“三合一”审判组织模式。

  笔者这里使用的是“须”字,而不是其他。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三合一”审理,在统一知识产权裁判标准上、在提升知识产权审判效率上,已取得有目共睹成绩,但也有不同声音,比如有观点认为三大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阻却了“三合一”审判组织的推行,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所涉及的问题在实务操作运作上,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诉讼制度、审判组织改革、审判方式改革等等,得以改革。比如,在地方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即归口统一实施“三合一”审判,便能解决诉讼程序的相关问题,选任刑事法官与知识产权法官共同组成审判团队、举办多种形式的刑事审判业务培训,便能解决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三合一”专业化的问题,等等。从深圳两级法院实际运作“三合一”司法实务看[ 2010年9月,深圳中院发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市法院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改革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全市法院统一推行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的“三审合一”改革。9月16日,“三审合一”改革正式启动实施,并通过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2010年9月至2016年12月,深圳法院受理刑事案件3706件,审结刑事案件3356件。],这些诉讼程序衔接等担忧,完全多虑。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不受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不能不说是审判工作机制上的一个短板。笔者曾主审过一起商业秘密侵权的民事案件,根据民事证据,认定商业秘密民事侵权证据尚不充分,但刑事判决却认定构成商业秘密罪,现处于再审阶段,很多事实查清困难。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政策性强的保护,在涉及创新政策和创新空间上,知识产权刑事裁判要严格把握罪与非罪界限。因此,知识产权法院必须实行“三合一”审判组织模式,以满足越来越多权利人请求综合运用民事、刑事、行政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需求。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要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研究降低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门槛”,“完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三合一’,积极发挥知识产权法院的作用”,这既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要求,也是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政策要求与内在需求。

  第四,在审判组织架构上的特色化上,知识产权法院机构内设无需精细化。

  举一案例,有一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原告请求保护其发明专利《说明书》(申请文本)的发表权、复制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原告诉称其申请的发明专利说明书(尚未授权公告,只处于申请阶段)被对方剽窃后获得专利授权再予以转让,第三方经受让后已取得专利权并获得专利证书,这是一起涉及多个权利的案件,这起案件既涉及到侵害著作权相关权利的案由问题,也涉及发明创造发明人署名权纠纷、专利权权属纠纷案由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宜精细化,宜设著作权庭、商标庭、专利庭、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庭,精细化庭内设机构设计固然理想丰满,但实际运作局限骨感,不适应知识产权多元化发展、权利人多元化、综合性保护的需求,也不利于知识产权法官从宏观上把握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走向,以更好地全方位为大局提供司法保障和司法支撑。

  第五,在审判组织人员选任上的特色化,知识产权法官遴选宜优中选优。

  由于科技日新发展的无限性[ 钱翠华著:《知识产权法官的审判智慧》,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5月11日第2版头条。],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知识产权法条存在滞后性、原则性也强,知识产权法官又不能拖延裁判,知识产权法官常常面临选择。考验知识产权法官审判智慧的,往往不是“提炼案件事实并对应相应法条”的法律智慧,考验知识产权法官审判智慧的,是在法律无规定、法律规定不明确、法律规定不完备,或个案依法条处理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严重冲突时,考验知识产权法官的审判智慧,而且这种考验,在知识产权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司法改革大背景下法官职业化改革的今天,尤其突出、尤其明显。据此,知识产权法官的选任必须优中选优。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第四条的规定,“担任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员的,除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外,还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具有四级高级法官任职资格;具有6年以上相关审判工作经验;具有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者以上学历;具有较强的主持庭审及撰写裁判文书能力”,笔者认为,这个规定很好,设置了知识产权法官优中选优的最低入门槛,应当依照规定严格执行,笔者也没有比这规定更好的思路。

  (二)审判工作机制特色化的构建路径

  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要在审判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

  首先,关于技术调查官特色化的问题,技术调查官宜设但预期值不应过高。

  主要基于:一是技术调查官的选任渠道有限;二是授权专利所涉技术无数,技术调查官不可能面面俱到;三是技术问题可能复杂,但反映在争议焦点上的技术问题并不复杂,主审法官、合议庭通过查证、开庭陈述、专家咨询等途径对绝大部分技术争点能够查明,查明不了的,还有第三方鉴定程序;四是技术调查官发挥作用有限,法官助理也可以在法官指导下从事技术调查官的工作;五是司法责任制使然。法官员额制后,司法责任终身制,法官必须形成自己的看法,没有弄清技术争点,法官不会轻易下判。法官也不必担心没有工科背景能否弄清技术争点问题,技术问题可能复杂,技术争点并不一定复杂。

  其次,关于人民陪审员特色化的问题,全面推广是司法民主的具体载体。

  人民陪审员可采取两种形式,兼职人民陪审员与相对固定人民陪审员,两者比较,笔者认为,相对固定人民陪审员优于兼职人民陪审员。主要基于:一是兼职人民陪审员,不太适合案多人少区域。就单个陪审员、单个案件陪审而言,似乎障碍不大,但从全盘考虑,在案多人少国情语境下,在通知开庭上、程序、实体合议上、裁判文书签署上,等等,汇集到法院若干单个便成整体难点,这个整体难点表现为牵涉法院过多精力、司法效率上的降低,以及司法公正并不必然优于相对固定人民陪审员参审;二是相对固定人民陪审员,比较适合案多人少区域。在审判效率上、在体现人民司法上,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至少能听到最接地气的陪审员意见;三是两种形式的人民陪审员,相得益彰各自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对敏感、法律盲点、争议较大案件,可以采取兼职人民陪审员参审做法,但这类案件量有限;但对常规案件,在司法责任终身制、只能在一审引用人民陪审员参审的语境下,相对固定人民陪审员,如在提高审判效率上、在各审判团队裁判标准互通有无上、在作出更符合普通大众可接受度的公平正义裁判标准上、在突出主审法官负责制的职业化改革背景下、可发挥其独特作用,值得全面推广。

  第三,关于案例指导特色化的问题,重在指导不可排除或者限定法条的适用。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钱翠华著:《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的基点》,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26日第2版头条。],受成文法制度与习惯作用与约束,知识产权法官通过知识产权案例创设知识产权裁判规则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但因知识产权立法“无限接近完美而又无法达到完美的过程”的局限性,又为知识产权法官裁判留下盲点与漏洞,因此构建我国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已成为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界十分关注的话题。但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对成文法以及司法解释起辅助作用。案例指导特色,重在指导,指导在于示范、指导在于共识,不在于拘束力,不拘泥不遵循的后果以及配套监督制度。更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案例指导为由来限定或者排除法条的法定适用范围”。

  第四,关于案件繁简分流特色化的问题,实行知识产权案件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可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速裁庭、第一合议庭、第二合议庭、第三合议庭、第四合议庭、第五合议庭、第N合议庭、综合部门等,实行扁平化管理、案件繁简分流审理。主要基于:知识产权案件有一部分涉及商业维权案件,如涉及KTV著作权侵权、图片侵权、网吧侵权、假冒日常用品品牌的商标侵权案件,等等,今后还会不断出现通过转让、受让等方式取得知识产权再维权的新类型商业维权案件,这些案件可分流,简案快审。但对敏感、法律盲点、争议较大案件,分流为繁案精审。知识产权案件繁简分流,涉及诸多改革,如立案繁简甄别分流改革、庭审方式改革、庭审记录改革、庭前证据交换与庭审衔接改革、办案标准化改革、裁判文书改革、人案配比优化审判资源改革、引入科技信息化与淘宝、阿里巴巴等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达成电子平台送达协作的改革、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的改革,等等,实现以较小司法成本取得较好法律效果目标。

  总之,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特色化,应立足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渐融合之基础,以战略眼光大手笔大布局与接地气考量因素相结合, 既不走土围子的封闭化建设之路,也不走不加吸收的全盘西化建设之路,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应走特色化之路。

 

责编:利玥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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